沈从文的胡同传奇：从“乡下人”到“大作家”（2）

达子营28号院：传奇的巅峰

1928年1月，沈从文随着南移的出版业而一起迁居上海、武汉，此间曾短暂地回京借住在燕京大学达园教师宿舍，几个月后应杨振声之邀赴青岛大学任教。直到1933年七八月间，沈从文又重回北平。他先是暂住在西城西斜街55号甲杨振声家里，紧接着很快就付定买下西城府右街达子营28号院。

“府右街”明朝时叫“灰厂夹道”，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将总统府设在中南海，以总统府为中心面南背北，灰厂夹道恰好在总统府的西侧，即右手边，因此名为“府右街”。“达子”即“鞑子”，是当时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贬称，民国政府倡导五族共和，改称“达子营”。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1年要求“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等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北京市根据这一指示重新命名了许多地名，其中西安门府右街的达子营改名为“互助巷”。2012年，我曾去找过一趟“互助巷”，最终却什么都没有找到，拆迁过后周围都是普通民居和政府办公机构，让人觉得有些许的遗憾。

沈从文在达子营28号院住了4年，这4年可以说是沈从文最为安定、顺遂的一段时光。在这个小院里，沈从文终于迎娶了张兆和，成就了一段佳话。更有意义的是，28号院还是重要的文学现场。新婚之后，沈从文接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他的家成了北平重要的文学据点。不久，好友巴金从上海赶来看望沈从文夫妇，沈从文把自己的书房腾给巴金住，住在沈家的两三个月里，巴金写完了《爱情三部曲》中的《雷》以及《电》的一部分。而沈从文则在院内一枣一槐的树荫下，交叉写完了《边城》和《记丁玲女士》，达子营28号院见证了沈从文创作巅峰期的到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3、1934年间，沈从文在这里完成了《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一系列文章，从而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大幕，最终连鲁迅也介入到这场论战中来。

沈从文批评上海文坛商业竞卖包装下的“名士才情”和“玩票白相气息”，肯定北方作者的“诚朴治学的风气”及其对“人生文学”的关注。这种泾渭分明的态度连同他关于“都市—湘西”风格、情感迥异的两套笔墨共同奠定了沈从文独树一帜的文学特色。经过一辈辈学人的分析和阐释，提及“京派”与“海派”必定绕不过沈从文，而讨论沈从文又一定会提到他笔下的城乡二元世界，这已经成为文学史的结论。但有趣的是，如果说在观念上，沈从文贬抑都市文明的“下流”“虚伪”“愚昧”“残忍”“丑恶”，可在现实生活中，跻身于教授名流之中却一直是沈从文孜孜以求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位教授。”丁玲这番话虽然说得有些不讲情面，但事实却也的确如此。如果说沈从文推崇湘西世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美，可是《柏子》《萧萧》《丈夫》《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等等当中的嫖妓、童养媳、沉潭、盗墓、奸尸等，无论如何都是有违公序良俗、天理人伦的，不管是当初还是现在，都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与批评。如果说沈从文只是对上海没有好感的话，可他许多嘲讽都市人的小说比如《或人的太太》《绅士的太太》等却又都是以北京为背景的；1931年在给友人的信中，沈从文又一再表示北京于自己不相宜，还是上海更适合自己。如此说来，文学史书写或许草草掩盖了不少矛盾的地方。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之前，沈从文的生活极其艰难，他对都市文明的鄙夷和批评综合了他在许多城市生活的经验。《或人的太太》和《焕乎先生》分别发表于1928年3月和5月，此时沈从文尚在北京，故事的背景都涉及北京，后者部分涉及上海；《绅士的太太》发表于1930年，沈从文已到上海，小说写的都是“北京做官人家”的种种不堪；《都市—妇人》发表于1932年，此时沈从文人在青岛，小说背景在武汉、北京、上海之间不断切换；1935年发表《八骏图》的时候，沈从文已经在北京达子营的家中安定下来，主人公周达士的小病非在青岛不能痊愈。可见，沈从文对都市文明的攻讦并不针对特定的城市，而是源自于他对现代文明负面效应的抽象总结。而且，沈从文心里也清楚，人生前路的方向绝不在湘西而在城市。且不说他自己对胡适、徐志摩等文坛大佬的干谒和结交，他自己曾雄心勃勃地想要学习外语，甚至还想把自己的九妹送到国外去，而且是“学一些读书以外的技能，学跳舞或别的东西”。而谈到湘西题材的创作，沈从文曾不无沮丧地谈到“我的世界总仍是《龙珠》《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悉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目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离远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好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是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沈从文抑“城”而扬“乡”，这一创作特色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他渴望融入城市而不得的一种心理焦虑及补偿呢？而学界把这种特色提炼、概括为“城乡二元对立”，这是否又和特定语境下我们对乡土文学传统的重视与维护有关，也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的体现呢？其后人们对“反思现代性”的想象和追求，是不是又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对这一结论的接受与维护呢？

达子营28号院是沈从文的福地，短短四年时间里，《边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沫沫集》等一批重要作品相继问世，除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外，沈从文还参与发起了《水星》和《文学杂志》等，并被林语堂聘为《人间世》的特约撰稿人，沈从文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外，沈从文还晋升为两个儿子的父亲。然而战争却打断了原本顺畅、美妙的生活节奏。1937年7月18日左右，沈从文躲进德胜门内的国祥胡同的那王府后院暂避兵燹。7月28日北平沦陷。8月11日晚，沈从文接到民国教育部的秘密通知，第二天一早随北大、清华的教师匆匆撤离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