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万世罔替的中华信仰

孝——万世罔替的中华信仰

摘要:欣逢盛世,中华复兴。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理应复兴中华独盛的孝信仰,如此则中国特色才会更鲜明,更亮丽。社会才能更祥和,更幸福和更圆满。

《吕氏春秋•孝行》篇说:“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唯其孝也。”

“百善孝为先”,凡我华人,皆耳熟能详。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孝不仅仅是人生的基础美德,还是中华民族万世罔替的民族信仰。

一、中华孝信仰:穿越时空四千年。

翻开古今中外历史,不论是文明古国埃及、希腊、印度、罗马,还是近代列强英国,法国和德意志;不论是年轻的美国和加拿大,还是非洲中部的原始部落,虽然治国各有理念,各有传统,但谁也没实行过“以孝治天下”。独独中华民族坚持“以孝治天下”数千年,并因此在政治、军事、文化、道德诸方面长期领先全世界。丰富多彩的孝文化,便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旗帜和基因,成了华夏大地恒久的民族信仰。

我国的信史,或者应该从尧舜开始。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四方部落的首长)咸荐虞舜,曰:可!”是说虞舜二十岁时以孝闻天下,三十岁时被推举为帝尧的接班人。凭的是什么呢?是“孝”。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选贤与(举)能”的时代,孝行之所以成为领袖当选的首要条件,说明孝信仰在当时已成为各部落各氏族的共同信仰。因为孝信仰在华夏各氏族底蕴深厚而坚实,所以后世的建国者和治国者,无不高举孝的大旗。据《史记• 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伐纣时,“自称太子发”,并于军中用专车载“父王木主(木作的周文王牌位)”,表示自己是奉父命出征。结果牧野一战,殷纣王的“七十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身死国亡。

幸福的家庭都是上慈下孝,和谐共生的。但“上慈”和“下孝”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德行。父母慈爱儿女,是动物的本能,与生俱来,而儿女孝敬父母,生命中原本无这种因子,只能从后天培育中形成。

那么,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孝信仰是怎么形成的呢?概括起来,途径有三:

一是用孝选官,以孝行政。《二十四孝》之首的虞舜,就是因“孝感动天”继承尧位,升为“五帝”之一的。到了奴隶制时代,孔子把孝道提升为国家推行仁政之本。进入封建社会,汉武帝继承汉文帝的“察举制”,每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由国家任命为各级官员,这一制度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孝”是这些官员荣升的主要资本,也是这些官员的莫大荣光,在他们行政执法时,自然也就以孝为纲,力行以孝治天下了。

二是重刑大法,严惩不孝。孝行美德不能与生俱来,放任自流,世上一定多有忤逆不孝之人。故《孝经》列有“五刑章”,并引孔子话说:“五刑之属三干,而罪莫大于不孝。”先秦时代盛行“枭刑”,即把不孝子斩首后,将头倒悬树上示众。用大罪重型治忤逆,是历代王朝的一以贯之,严惩不贷的。历代王朝都曾多次大赦天下,但独独不赦忤逆不孝之人。从汉代到清末,父母丧时各级官员都要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古称“丁忧”。倘恋栈权位,丁忧不满三年,轻则免职,重则获刑,这就让从官员到百姓,都不愿、不能、不敢不孝了。

三是旌表教育,全民普孝。从国史、县志到族谱,凡书皆有孝子榜,孝子牌坊遍城乡。幼儿启蒙就接受《弟子规》“首孝悌”教育。长而学《孝经》。《孝经》有“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和“庶人章”。总之,从帝王到平民,人人要学孝,要行孝,要尽孝。全民普孝,比现今的普法教育还雷厉而风行许多。

尔后两千年,儒、释、道“三教”合力打造孝观念,入脑入心,于是形成中华民族独尊独盛的孝信仰。

然而中华民族百世传承的孝信仰,在上个百年受到两次严重的冲击与扫荡。“五四运动”和“文革十年”,都将孝文化视为“封建余孽”,在“打倒孔家店”和大破四旧中,大加挞伐。特别是反右和文革,父母一旦因言获罪,或划为“黑五类”,就动用政治高压,迫使子女丧失天伦,和父母划清界限。最典型的甚至将父母打伤致残。这无疑是在教人忤逆不孝。中华民族独盛的孝信仰和孝文化,从此日渐式微。前几年大陆热播热唱过一首劝孝歌《常回家看看》。如今的国人连“常回家看看”都难以做到了。这到底是孝行的赞歌,还是为孝道唱挽?实在让人心生悲凉。

责任编辑:王妗校对:董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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