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万世罔替的中华信仰

《吕氏春秋•孝行》篇说：“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唯其孝也。”

“百善孝为先”，凡我华人，皆耳熟能详。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孝不仅仅是人生的基础美德，还是中华民族万世罔替的民族信仰。

一、中华孝信仰：穿越时空四千年。

翻开古今中外历史，不论是文明古国埃及、希腊、印度、罗马，还是近代列强英国，法国和德意志；不论是年轻的美国和加拿大，还是非洲中部的原始部落，虽然治国各有理念，各有传统，但谁也没实行过“以孝治天下”。独独中华民族坚持“以孝治天下”数千年，并因此在政治、军事、文化、道德诸方面长期领先全世界。丰富多彩的孝文化，便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旗帜和基因，成了华夏大地恒久的民族信仰。

我国的信史，或者应该从尧舜开始。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四方部落的首长）咸荐虞舜，曰：可！”是说虞舜二十岁时以孝闻天下，三十岁时被推举为帝尧的接班人。凭的是什么呢？是“孝”。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选贤与（举）能”的时代，孝行之所以成为领袖当选的首要条件，说明孝信仰在当时已成为各部落各氏族的共同信仰。因为孝信仰在华夏各氏族底蕴深厚而坚实，所以后世的建国者和治国者，无不高举孝的大旗。据《史记• 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伐纣时，“自称太子发”，并于军中用专车载“父王木主（木作的周文王牌位）”，表示自己是奉父命出征。结果牧野一战，殷纣王的“七十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身死国亡。

幸福的家庭都是上慈下孝，和谐共生的。但“上慈”和“下孝”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德行。父母慈爱儿女，是动物的本能，与生俱来，而儿女孝敬父母，生命中原本无这种因子，只能从后天培育中形成。

那么，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孝信仰是怎么形成的呢？概括起来，途径有三：

一是用孝选官，以孝行政。《二十四孝》之首的虞舜，就是因“孝感动天”继承尧位，升为“五帝”之一的。到了奴隶制时代，孔子把孝道提升为国家推行仁政之本。进入封建社会，汉武帝继承汉文帝的“察举制”，每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由国家任命为各级官员，这一制度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孝”是这些官员荣升的主要资本，也是这些官员的莫大荣光，在他们行政执法时，自然也就以孝为纲，力行以孝治天下了。

二是重刑大法，严惩不孝。孝行美德不能与生俱来，放任自流，世上一定多有忤逆不孝之人。故《孝经》列有“五刑章”，并引孔子话说：“五刑之属三干，而罪莫大于不孝。”先秦时代盛行“枭刑”，即把不孝子斩首后，将头倒悬树上示众。用大罪重型治忤逆，是历代王朝的一以贯之，严惩不贷的。历代王朝都曾多次大赦天下，但独独不赦忤逆不孝之人。从汉代到清末，父母丧时各级官员都要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古称“丁忧”。倘恋栈权位，丁忧不满三年，轻则免职，重则获刑，这就让从官员到百姓，都不愿、不能、不敢不孝了。

三是旌表教育，全民普孝。从国史、县志到族谱，凡书皆有孝子榜，孝子牌坊遍城乡。幼儿启蒙就接受《弟子规》“首孝悌”教育。长而学《孝经》。《孝经》有“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和“庶人章”。总之，从帝王到平民，人人要学孝，要行孝，要尽孝。全民普孝，比现今的普法教育还雷厉而风行许多。

尔后两千年，儒、释、道“三教”合力打造孝观念，入脑入心，于是形成中华民族独尊独盛的孝信仰。

然而中华民族百世传承的孝信仰，在上个百年受到两次严重的冲击与扫荡。“五四运动”和“文革十年”，都将孝文化视为“封建余孽”，在“打倒孔家店”和大破四旧中，大加挞伐。特别是反右和文革，父母一旦因言获罪，或划为“黑五类”，就动用政治高压，迫使子女丧失天伦，和父母划清界限。最典型的甚至将父母打伤致残。这无疑是在教人忤逆不孝。中华民族独盛的孝信仰和孝文化，从此日渐式微。前几年大陆热播热唱过一首劝孝歌《常回家看看》。如今的国人连“常回家看看”都难以做到了。这到底是孝行的赞歌，还是为孝道唱挽？实在让人心生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