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的秘书到底是谁？（2）

张国焘落选中央执行委员

党的三大共选出14人组成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候补执行委员李汉俊从未到职，张连光不仅未到职，不久更携款潜逃。除去这两人外，实际上参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工作的是余下的12人。

据瞿秋白笔记，三大上的选举票数是：“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可见，第二届中央领导成员中的多数，如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李汉俊、邓中夏继续当选，而且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都是选票最多的。高君宇则因北京区委的罗章龙、邓培当选而落选。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党的一大、二大中央领导成员张国焘因为搞“小组织”活动、激烈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而落选。

同前两届相比，第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新成员居多。14人中有9名新成员，占64.3%；中央局5人中有3名新成员，占60%。本届成员平均年龄33岁，最大的是陈独秀，44岁，最小的是项英，25岁。这些领导成员都是正当青壮年，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热情高，干劲足，思维敏捷，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二是出身劳动家庭者居多，代表性广泛。实际担当工作的12位委员中，出身工农劳动家庭的8人，占66.7%。他们分别来自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安源、唐山各区委地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对中国农村、城市、工厂、铁路、矿山等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这非常有利于中央决策能够密切结合实际。

三是均经过实际斗争锻炼考验，具有四五年学运、工运、农运经历，任过党、团、工会的基层、中层、地区领导职务，有相当的工作经验。大多数理论思想水平高，组织领导能力强，政治坚定，斗争性强，作风深入，重视团结，善于联系群众。

罗章龙称：“‘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营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杨之华主动提出不当中央委员

只要到过河北西柏坡的人，都会对纪念馆前广场上的中共五大书记塑像印象深刻。五大书记，就是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选出的5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五大书记中，除朱德外，其余4人都在1927年召开的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是首次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中央，周恩来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毛泽东虽然是继三大后第二次进入中央并且只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但三个月后，他便以此身份出席八七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就是后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赫赫有名的“毛委员”。

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外，党的五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中还有一大批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王荷波、项英、陈潭秋、林育南、郭亮、恽代英、彭湃、杨之华……这个群星璀璨、藏龙卧虎的超豪华阵容表明，五大并非郑超麟所说的，只是为了孤立陈独秀而进行的“清君侧”。

五大选举过程中，还有一些代表认为自己能力资格不够，主动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如在大会主席团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曾推选过我国工人运动的老前辈、纺织女工出身的张金保。但她谦虚地说，“自己水平太低，对许多问题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许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当中央委员不够条件。”经她的一再推辞，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她的请求。

另据张金保老人回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表决后，在院子里休息时，杨之华对瞿秋白说：“秋白，我当不好中央委员，你说怎么办？”瞿秋白说：“这是大家选的，你当不了，就应该向大会声明。”当大会继续进行时，杨之华向大会提出不当中央委员的要求。张金保是当天大会的执行主席，就对杨之华说：“之华，你不要推辞了。代表们是看到你能胜任这个工作才选你的。你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大家信任你，就应该努力干。”杨之华见会上有几个同志表示支持张金保的意见，便接受了。

以上足以说明，五大确是一次集中选拔全党精英的群英会。五大为什么能开成这样一个会议呢？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就说过：

“……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9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9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

“……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陈独秀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切中时弊。经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只有几十人到数百人的秘密组织，迅速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的全国第二大政党。此时，如果还没有严密健全的组织和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确实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党的五大在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次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式写入党章；第一次决定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把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四级，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从党的一大到四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称为中央局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一直很少。到了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才大幅度增加，并且第一次采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名称，首次将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这种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80多年来，除中途有个别调整外，一直沿用至今。它对于保证党的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战争洗礼和生与死的白色恐怖考验，党的五大选出的55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先后有26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雷晓晖是五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百岁老人，2005年1月8日病逝，这一天离她百岁生日只差12天。她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党的五大代表。

（作者李颖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本文内容选编自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