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圣武:西安事变后千里驰救杨虎城

崔圣武:西安事变后千里驰救杨虎城

摘要:骑兵队用钱财买通了驻防伪军,队伍于晚上近9时到达预定地方。通行的路面不宽,铁路两边是水坑和淤泥,一营中许多学生没有经过训练,天黑无亮加上心情紧张,有的学生掉入水中,慢慢沉没在水下。我们看着心痛却无法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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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一座旧楼里,看上去平淡无奇的老翁崔圣武,曾是国民政府国防部警卫团二营少校营长:在情报战线上,他顶着特殊身份搜集情报护送抗战人士;之后,又领命千里奔渝,试图营救被囚禁的杨虎城将军。在他九十周岁的宴会上,亲友们以极大的热情鼓励他写写过去的经历。亲友的期望打动了老人。在他看来,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记忆的闸门正是从那时打开,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段珍贵的历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响应号召】一家四口上战场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政府被动应战,短时间内我国众多沿海港口和城镇落入日军之手。济南也深受战火摧残。驻防在黄河北岸鹊山的日军,不定时向市内发射炮弹,市民终日惶恐不安,伤亡民众不计其数。一次,多发炮弹落在经六纬一路的北海医院,造成众多医护人员和病人死伤,惨不忍睹。

1937年8月,国民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将军(回族)提议,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名义,向全国各支、分会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回族知识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组织训练回族军事人才投入抗日救国。

山东省各县及济南伊斯兰组织发出动员令。听到消息后,我和三侄崔灿章、四侄崔鸿章、外甥丁来祥一起报了名。按照通知的要求到南京报到,赴广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学习。四人计划经徐州赴南京。到达徐州后因南京战事紧张,学员集中地由南京改为汉口,要求学员直接到汉口报到。

我们四人直奔郑州,由于战事影响,火车站处于无序运行状态,南下旅客异常拥堵。只要是南下的火车,旅客就一拥而上,我们四人被挤散。我和灿章未能挤上车,看着远去的火车非常懊丧,只好上了一辆待发的火车等待。

几个小时过去了,无开车的动静,灿章下去了解情况。火车开动了,他还没回来,我只能一个人守着两个行李包乘车南下。车行一个小时左右停了下来,据说要等两三个小时才开。我想下车找找三侄或是老乡,寻找约半个小时无果。等我回到站台时,车已不知去向,连行李也丢了。

这时,一辆闷罐车徐徐进站,我拼命挤上车,车厢内无立足之地,只好倚靠在两个车厢的连接处,稍有不慎摔下车便会粉身碎骨。当车在过郑州后的一小站停靠时,我便不顾天黑急忙下车,返回郑州。后有幸在郑州搭乘一辆闷罐车直达汉口。

当我看到站台上“汉口”二字时,如释重负。在接待人员的指引下,到汉口民权路清真寺报到,由白崇禧的弟弟白副官负责接待。

我们四人在此处相会,百感交集相拥而泣。

来祥和鸿章比较顺利的到达汉口。灿章和我分散后乘后面的车南下,很巧的是在途中他又遇到了我俩原乘的车,虽没见到我,却找回了我们俩人的行李。

孤独、饥饿、劳累、无助,这段经历在我十七岁稚嫩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东的学员被安排在汉口市内永康里一座空楼里,来自济南、济宁、青州、青岛等地三百多回族青年齐聚一堂。

在这段日子里,大家都非常关心与日军交战形势,每个战争信息都牵动着大家的心,渴望早日学有所成,奔向抗日前线。

【军校锤炼】文弱书生变热血军官汉口上空每天都有敌机入侵,我们的空军与地面众多高射炮在空中编织的火力网相互依托给日空军痛击。

有时在空袭时我们隐蔽在公园的草丛里,目睹在空战中日机被击落时,便会站起来欢呼雀跃,激动地忘记了危险。当日机向我们俯冲射击时,才警觉地隐蔽自己。

日军的罪行更加激起了同学们对日军的仇恨,多次向上级反映,急切盼望开学。

在汉口经过考试后,12月下旬白副官传达上面命令,被录取学员到广西入学。这一天,学员情不自禁的一片欢呼。

我们先乘火车到衡阳,徒步行军到桂州,因桂林新校舍尚在建设中,又徒步行军至柳州。为了保证今后学习平衡,学校又对学员进行了一次甄别,我与另外二百多位同学由于文化水平低,被编入由新招的航空飞行员组成的航机营,请广西大学教授给我们补习文化课,同时进行入伍训练,经过半年的学习,收获很大,为下步分科学习奠定了基础。

当时,学校没有大教室,所有讲课、训练都在操场上。训练是按《步兵操典》,教官很严厉。柳州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对北方学员是种考验。每天的训练、出操,都会使全身的衣服干湿交替,夏季室外温度持续在40度以上,上晒下烤,钢盔烫手不能触摸。烈日酷暑、狂风暴雨下的负重紧急集合,野外行军、宿营,打赤脚穿草鞋,在泥泞中奋进,烈日下暴晒,受伤流血屡见不鲜,如此的军事训练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正是如此魔鬼训练下,一帮文弱书生被培养成具有矫健的体魄,坚强的革命毅力,视死如归精神,愿为祖国献出一腔热血的青年士官。

1939年初,桂林李家村黄埔军校建设竣工,我们由柳州徒步行军到桂林新校。军校由黄维中将任主任,周嘉彬任总队长,张权任副总队长,倪文亚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十五期六总队下设两个步兵大队。一大队下设1、2、3中队,为汉族学员;二大队为回民学院,下设4、5、6、7中队。我在步兵第六中队,崔灿章、崔鸿章分在第五中队,丁来祥分到通信队到桂州麻江通讯学校学习。

1938年11月,校长蒋中正在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到军校检阅学员队伍和训话。按照原计划,从十五期开始将不再赠送学员成功成仁佩剑,借此机会,学员代表提出赠送佩剑的请求。最后如愿以偿,获得校长赠送的佩剑,极大地激励了同学们的士气。同学们表示将视死如归,抗战到底取得最后的胜利。

1940年初,举行了隆重的十五期毕业典礼,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会后根据各战区的需求,结合学员的意愿,学校公布了每个人的去向。我的两个侄子崔灿章、崔鸿章被分配到第五战区张自忠部,丁来祥分配到西北马步芳部。

此时,山东省政府(敌后)主席沈鸿烈要求六总队调学员到山东参加抗战,经批准在一、二大队调我们100名学员到山东。

【赴鲁之旅】大唱空城计躲过生死劫我们一行100人行军至安徽阜阳后,带队的原一大队沈宪章大队长与山东省政府杨友柏团长完成交接后返回桂林。

杨团长来安徽是到后方领经费及补充弹药并招收一些青年学生和农村青年扩充兵员,变为新一师,下设三个营。一营、二营新兵多,兵员也不足编制。他原有的三营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

根据敌情,我们经常变换行军路线和时间。一般是白天行军,有时昼驻夜行。队伍由骑兵队开路打前站,中间是二营、一营和学员,三营断后。

按计划,队伍要在河南虞城与马牧之间穿越陇海铁路线,再穿过黄河故道,进入山东地界。陇海铁路在日军控制下,铁甲车不定时在铁路上巡逻,两边由日伪军守卫。

骑兵队用钱财买通了驻防伪军,队伍于晚上近9时到达预定地方。通行的路面不宽,铁路两边是水坑和淤泥,一营中许多学生没有经过训练,天黑无亮加上心情紧张,有的学生掉入水中,慢慢沉没在水下。我们看着心痛却无法施救。

过铁路急行军十几里后,听到来的方向机枪声、呐喊声响成一片——这是伪军怕担责任而造的声势,但日军也会顺足迹方向追击。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王妗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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