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行走丝路的“商帮之首”留下的启示

行走丝路：一直到唐朝之前，由于得地理之便，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多以秦商为主

秦人善经商，根据《周易》的记述，在神农氏时期，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那时出现了最早的集市，主要集中在以今陕西岐山为中心的关陇一带。

西周建立后，正式确定位于今西安附近的丰镐为国都，《周礼》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市”成为城市建设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当时的丰镐集市已经较为繁荣，有“一日三市”的制度：“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在秦朝“重农抑商”政策推出前，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商业比较发达的阶段，秦国的商业活动在列国中是较为突出的。《史记》记载：“孝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雍”是现在的陕西凤翔，“栎邑”是现在的陕西临潼，在那里都居住着许多大商人。

秦朝虽然抑制商业的发展，但汉朝迅速取代了秦朝，之后着力发展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曾多次将其他地区的六国贵族后裔及“强豪富户”迁往关中，动辄“十余万口”。《史记》记载，这时的关中地区“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秦商的规模迅速壮大。

秦汉时期，关中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秦商的商业活动也最为兴盛，丝绸之路又在这时开辟，极大地拓展了秦商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欧洲地中海贸易开始兴起，欧洲人对中国商品产生了规模化需求，尤其对丝绸的需求量最大，迫切需要一条能联结中国与欧洲的商路。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后设置了河西四郡，又先后建立起四大“西域都护府”，将通往西方的交通、贸易都纳入国家管理之下，丝绸之路随之诞生。

一直到唐朝之前，由于得地理之便，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多以秦商为主，对于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细节，史书中记载较少，但《史记》等书中仍记载下了这些秦商的名字，比如长安的“诸田”，包括田啬、田兰等，还有韦家的栗氏、安陵的杜氏，他们个个身家“巨万”，茂陵商人袁广“家童八九百人”，杜陵商人张安世“家童七百人”，扶风商人士孙奋生意做大后到长安发展，家财多达一亿七千万钱。

到了唐代，丝绸之路继续得到发展，往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增多，秦商与他们展开生意上的合作，共同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长安大唐西市的商人窦乂经营麻布鞋起家，后主营丝绸等出口货物，与胡商米亮等人结成生意伙伴，把丝绸生意做到了罗马，号称“窦家店”。长安的另一位丝绸商人邹风炽，“其家巨富，曾见唐高宗请买终南山中树，愿每株树给绢一匹，自称树尽而绢不竭，从此富名遍传天下”。

商帮之首：从明朝初年到清朝晚期，整个南北布匹交易几乎被秦商垄断

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开拓，秦商在汉唐时期掀起了第一次发展的高峰。宋、元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秦商的优势有所丧失，但他们又及时抓住朝廷对西北边地实行的一些特殊政策，掀起了新的发展高潮。

明朝建立后，将西北边患视为王朝最大威胁，为巩固边防，明朝在沿边各地设立了9座边镇，其中陕西布政司管辖4座，即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下辖24个卫所，有“马步军一十四万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马八千三百七十一匹”，这些兵马一年消耗的粮食“数千百计”，消耗布匹“一百万余匹”。

为解决粮食、布匹供应难题，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实行“开中法”，允许商人运粮到边镇，用粮食换取盐引。中国古代的食盐一般由国家垄断经营，盐引是取得食盐的凭证，因而具有价值的稳定性和稀缺性，有人将其视为古代的一种“特殊货币”。商人换到盐引后，可以凭此到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所属的各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贩卖。根据运粮路程远近不同，换取同量盐引所需的粮食也不一样，按洪武年间的标准，大约1至5石粮食可换取一小引，合200斤食盐。

“开中法”于明朝初年确立，之后一直施行并不断完善，除粮食外，还规定可用布匹、马匹等换取盐引。秦商抓住这项政策，发挥自身道路方便、运费更省的地域优势，迅速介入，带动了粮食、布匹、食盐等物资的贸易。有了一定积累后，秦商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营物资又增加了茶叶等项，地域扩大到新疆、川藏等地区，在商业上形成了明显的区位优势，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西北贾多秦人”。

除了独特的地域优势，这一时期的秦商也有一定的创新精神。比如在布匹经营方面，过去的做法是，到江南产布中心通过当地的布商收买布匹，收齐后看布估价，之后交易拉走，秦商和织户都要受到当地布商的盘剥。为此，一部分秦商探索出了“驻中间、拴两头”的经营模式，把总号设在布匹产销两地的中间，一头拴着产地，在那里设立“座庄”，负责组织生产；一头拴着销售地，在那里设立“分庄”，负责销售。这种模式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经营成本，又有效地防范了产销两个环节的风险，因而使秦商在布匹经营中独占鳌头，从明朝初年到清朝晚期，整个南北布匹交易几乎被秦商垄断。

秦商多由农业生产起家，大部分秦商经营规模较为有限，而长途贸易又是资本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经营项目，为克服资本的不足，秦商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合伙股份制”就是其中的一种模式。过去一般由财东出资金，称“东方”，掌柜只负责经营，称“西方”，创新后，掌柜可以作为人力投资从而占有一定股份，称“领东掌柜”，这种模式密切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更加巩固了经营的基础。

明朝以后，各地商帮纷纷崛起，出现了所谓“十大商帮”，其中以秦商、晋商、徽商实力最雄厚，并称为“三大商帮”。秦商一度是“三大商帮”之首，学者李刚在《解密秦商》一书中总结了秦商在中国商业史上创造出的多个“第一”：是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商帮；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日分”为主要形式的契约股份制；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歇家”“锅桩”等民族贸易中介形式；创建了古代第一个商人会馆——社旗山陕会馆。

一直到清朝晚期，秦商仍活跃在南北商贸的旅途中，秦商培育出泾阳茯茶、兰州水烟、孟布、颖布、西口皮货、西口药材等，都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近代衰落：秦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和自身的局限未能完成转型

对活跃在各地的秦商，不知何时人们给了他们一个“陕棒槌”的“雅号”，意思是他们直来直去，在经商时不坑蒙拐骗，以诚信待人。

吃苦耐劳、重信守诺、重义轻利是秦人乃至秦商的优点，也是秦商从事经营活动的优势，但在秦商的身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他们善于把握商机并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但在判断未来形势方面往往失于保守，眼界还不够宽阔。

在许多秦商身上还固守着“力农致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传统思想，他们理想的生活模式是“财东乡居”，所以经商致富后最喜欢做的是在家乡广置土地，有的还将财富换成金银后大量窖藏起来。陕西渭南的富商常家置办有8000亩土地，每年可收租1万多石，除此之外家中还存有现银120余万两。渭南的另一位富商赵家主要在四川做生意，赚了钱都兑成银两运回家乡，往往要人挑马驮、结队成行，“镖银的前半部分已经到家了，后半部分仍在渭河岸上”。陕西大荔的富商温家藏银竟高达千万两，堪比大清国户部银库。

与此同时，发家后的秦商往往会不惜巨资修建宅院，关中地区至今仍保存有旬邑唐家大院、大荔朝邑大院、韩城党家大院、长安郭家大院、泾阳县安吴大院、三原县孟店大院等明清私人宅院，由于宣传等方面的原因，它们的知名度还比不上山西乔家大院、王家大院，但规模、气势一点儿都不输给后者。

耿直是秦人的脾性，但又容易产生固执的一面，体现在商业经营上就是对传统方式的固守和对新事物反应的不敏感。在近代工业化变革中，许多秦商对机器化大生产持反对态度，据撰写于民国年间的《泾献文存》记载，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原型人物之一、泾阳商人吴蔚文就曾说过“谨守先业更广大之，然大要仍尊祖规”，他认为“所谓竞争，迸者争以德，不争以力；争以才艺，不争于机械；凡以机械争者，皆足以退化，而非进化之道”，这些保守思想，无疑在当时的秦商中具有广泛代表性。

秦商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以及北方部分省市，这一点从对建在各地的“山陕会馆”的统计情况就可以看出。据统计，全国各地“山陕会馆”约292所，除北京、陕西外，四川、甘肃、新疆、河南等都是较多的地区，均有数十所，而广东只有2所，福建、浙江只有1所，秦商在西部地区共建立会馆120多所，几乎占到该地区会馆总数的一半。西部地区在近代经济一直较为落后，收入水平较低，这就决定了秦商始终只能以中低端生活日用品作为主要经营对象。

近代以来，商业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商业集散中心模式逐渐让位于新兴的工业基地。晚清以后，秦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往昔的“商帮之首”已辉煌不再。

关于其衰落的原因，有人认为爆发于清朝后期的陕甘回民起义是关键，这场起义遍及西北各省，其中陕西是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起义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战乱中许多秦商几世积累的巨大财富毁于一旦，商业发展确实受到了一次重击。但在近代的中国，战乱何止这一次？列强入侵，坚船利炮频频进逼，外扰不断、内忧频起，哪里都不是平静的乐土，秦商面临的外部困境是普遍性的。秦商的衰落还应该从内在找原因，时代巨变之下需要因势转型，秦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和自身的局限未能完成这场转型，这才是导致其逐渐衰落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