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到“强国”的飞跃，关键在于什么

中国人关注“现代化”还是比较早的。早在20世纪初，一些中国学者就开始对现代化展开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只是，当时的讨论大多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层次上兜圈子，没有涉及现代化更广泛的主题。

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一词经常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现代化”这一概念开始被广泛运用，成为热门话题。由于后来日本全面侵华，全民族的注意力转向抗战，对现代化的热衷一时被中断。

此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两个十五年”的战略安排，核心目标是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巨变；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字之差蕴含了深刻的战略目标转变。

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底是指什么？“强起来”究竟强在哪？这些都是需要阐释清楚的问题。

　　经济发展具有第一推动力作用，但现代化不等于经济发展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场深刻的运动，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综合性。现代化的变革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方面，包括工业化、世俗化、法治化、民主化、城市化、信息化等。虽然经济发展在现代化中具有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但现代化绝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等诸多内容。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从经济总量、综合实力来看，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但是，中国目前仍不够强。怎样才算强起来呢？是不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就是现代化强国了？是不是中国在科技和军事力量上更加强大就是强起来了？从现代化理论来看，这显然还不够。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界定，所谓强国，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一个都不能少。所谓强起来，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要全部强起来，而不是GDP（国内生产总值）“一俊遮百丑”，也不是单纯经济总量的继续提升，甚至也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单方面进步。概括地说，所谓现代化强国，应当是全面的现代化，不仅硬实力强，而且软实力也要强。

眼下，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或者说瓶颈，已经越来越多地从硬实力领域转向软实力领域。这种软实力不仅表现为文化力量，而且要体现在制度力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需要富强，而且需要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不仅需要富裕中国，而且需要建设法治中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平安中国；不仅需要实现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科技强国、体育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航天强国、军事强国、海洋强国、质量强国，而且需要实现人才强国、教育强国、制度强国、文化强国。

从“大国”到“强国”的提升，根本是从数量向质量的提升、从效率向公平的提升、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提升、从经济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的提升，是从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的提升。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现代化，旨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现代化战略的大思维、大手笔、大逻辑。

在此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15年”奋斗目标中，都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其中，第一个15年的愿景是“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二个15年的愿景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可见，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基本实现到全面实现的过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是制度的现代化

有种观点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这样的认识高度还不够。“四个现代化”说到底就是一个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是制度的现代化，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大飞跃。

要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需要一个历史的透视。中国的现代化，最早可追溯至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军只用4000人（最多时增至17000人），从南到北，一路炮火。清军有88万人马，一线御敌的也有十多万，却众不敌寡、节节败退，最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武器技术的落后。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一反统治集团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陋习，积极搜集情报，编辑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等书，开风气之先。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编成了《海国图志》50卷，后增至100卷，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

把“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加以贯彻的是洋务派。洋务运动最开始致力于兴建军用工业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采矿、冶炼等工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他们希望通过军事技术的革新来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从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洋务派设立的军用工业共21个。后来，洋务派又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1894年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训练新式陆军、建立新式海军。1875年，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军。

然而，“远东第一水师”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客观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自此，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器物更在于制度。于是，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了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又推动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直到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翻。但这之后，革命的先行者并没有看到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确立，反倒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混战和更加严重的腐败。人们开始觉悟到，中国今后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造“国民性”，开民智新民德。否则，就像鲁迅所说的，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其他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这样一来，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得到什么启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仁人志士，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进行了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但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过程。对于近代中国的这一发展逻辑，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概括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时期（自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时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的价值重建和精神动力问题。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果断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又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则经济发展会受到制约。同样，只有物质文明建设是不行的，还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

　　从大国迈向强国，关键是从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提升

未来30多年，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去走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循环。这可以说是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

事实上，我们党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内含着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新的现代化逻辑。

需要看到的是，在“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逻辑框架中，制度现代化具有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作用，沟通着器物和文化。

现在我们非常重视“文化强国”，实际上特定的精神文化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构架中才能起作用，否则就只能成为美丽的辞藻和空洞的说教。所谓“两面人”现象，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反映。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精神文化的重要性，但具有感召力的精神价值和文化需要具有感召力的制度来规约和呈现。

与文化的飘忽不定相比，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也更容易加以建设和操作，可以成为现代化软实力提升的抓手和突破口。

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其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是现代化战略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提升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是新时代具有新意的内涵之一。

但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舆论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似乎重视得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在新时代，实现中国从“大国”到“强国”的跳跃，核心的要素或者说问题不是GDP再增加多少、人均收入再提高多少、经济增长率再保持多少、科技和军事实力再增强多少。更为重要的衡量因素是如何解决好治国理政的问题，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其中的关键。

它的目的，是跳出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周期律，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否则，再好的发展也可能被葬送，再伟大的事业也可能毁于一旦。

总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纲领性的作用。这一现代化，涉及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军队治理、政党治理以及全球治理各个方面，涵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文明”基本框架，也支撑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四个伟大”总体格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是“强起来”的重点、难点、焦点所在。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任重而道远。正如现代化的特征不仅表现为综合性而且表现为革命性那样，现代化意味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发生巨大变革。这场变革的规模和深度在人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往往会引起现代与传统、变革与保守的激烈冲突。但是，现代化不可抗拒，趋势无法逆转。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大国”向“强国”的提升，根本是从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的提升，关键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中，如何更好地治国理政，包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各项具体制度。实现制度现代化，将是撬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杠杆。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是器物现代化的30多年，那未来30年应当是制度现代化的30年。这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指向。由此，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分别解决的是建国、富国和治国的问题，这是三个时代的主题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