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步：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3）

3.人文之“文”：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民族叙事和话语体系

人文化成，文以载道。这里指的是人文之“文”，也就是历史、民族和文化。这里的问题核心在于：文化是历史形成的，不同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历史，因而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不同民族的经济学要有不同的民族表现形式。

第一，中国经济学要采取历史方法，即唯物史观和历史叙事。人的存在，既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也包括人的社会存在；既包括人的现实存在，也包括人的历史存在。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往察来”，以“理”以“仁”，中庸中道，构成了特殊的历史叙事。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挖掘中国历史资源，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为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建立中国历史叙事的经济学。

第二，中国经济学要体现民族价值，即民族利益和价值诉求。西方经济学希望以理性主义同化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建立所谓的普世主义经济学。但韦伯也说过：“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当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也开始认识到，从实践层面上看，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等同于世界的发展模式，更不能等同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从理论层面上看，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殖民主义”倾向和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消费主义”倾向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界也已认识到，西方的经济利益并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必然是体现民族价值即体现民族利益和民族诉求的“国民经济学”。

第三，中国经济学要有特别的民族形式，即民族语言和话语体系。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述，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也必须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达。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兴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学术话语体系，即所谓“文以载道”。西方经济学试图消除历史差别和民族差别，全面整合各种不同的市场游戏规则和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中国经济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致使中国经济学界一度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国经济学的兴起。但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并不能依赖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的认可，而在于中国经济学自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的能力。历史上看，中国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思想，这是中国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经验源泉和学术资源。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下，吸收西方经济学学术话语，发掘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形成独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的经济学。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民族形式”。

　　4.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是中国经济学人文转向的枢纽

中国的经济学经过百余年发展，基本上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的融合，但是尚未实现与中国人文传统和民族价值的有机融合。实现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建立中国经济学，是我们当代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既主张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共同规律，同时也承认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主张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在学术建构上采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也是人文的。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历史与现实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历史和现实，这样反复接触，反复检验，才能提出科学的理论。而科学的理论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说，从一般的经济理论出发所做的研究，必须与具体的经济实际和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与不同历史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实现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同时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因而，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是中国经济学人文转向的枢纽。

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已经作为基因存在于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正是这种文化基因构成我们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也决定我们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历史和不同未来。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

 （作者：高德步，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