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新才：从哲学上思考社会主要矛盾转化（2）

二

党的十九大提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新的过程中升级了的新矛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制约我国社会其他各种矛盾的矛盾。

毛泽东说，“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他引用列宁的话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粗看似乎变化不大，但是仔细体会，两者的落差是相当巨大的。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需求品的升级换代，而是需要结构、层次的变化。

物质文化产品，往往是具体、有形的，偏重私人物品生产和个体需求满足，更有形而下的“器物”特征。在整体温饱尚未解决时，这个层次的需求是人民生活的主体，是提高需求层次的瓶颈，必须努力解决。同时，受边际效应递减等经济规律的制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需求不可能长期停留在这个层次。

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意味着原有消费品升级迭代，更重要的是结构性的新需要的产生，即增加了环境的、秩序的、精神的等无形要素，偏重公共物品和抽象价值的创造，有形而上的“道化”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秩序、安全诚信，这些公共物品和社会价值观的创造，已成为构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根基。

如果再深一层追问，就要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本质属性和人的发展这个根本问题的看法。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劳动者被迫与生产力相分离，“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的内容，成了抽象的人”“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本应是生活目的的劳动，却表现为“用摧残生命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他们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将使自主活动“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我们党突出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着眼于不断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必然性，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