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李达：美国智库发展经验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借鉴价值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智库建设起步较早，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借鉴美国智库发展的有益经验，对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发展概况

美国第一批智库出现在20世纪初，发展至今，数量已非常庞大，新型智库也在不断涌现。

时间久。美国智库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从1910年左右开始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成立的智库大都从事长期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二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将大量资源和资金用于国防战略研究，出现了许多作为政府承包商承揽政府委托项目的智库，比如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主要客户是政府和军方，侧重研究外交、政治、军事安全等。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派性质智库大量涌现，它们有明确的议题诉求，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倡导保守主义的传统基金会。四是冷战结束后出现一批新型智库，一般由具有相当政治地位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离任后的前总统等人创办，关注的是推广其政治主张，比如卡特中心等。

数量多。美国相对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有1800多个，其中1/4在华盛顿，绝大多数是在1950年以后出现的，特别是在1980年以后数量翻番，老牌智库研究领域相对比较宽泛，新成立的智库较为专业。这些智库中，有的预算甚至仅有一两千美元，有的预算则高达几百万美元甚至更多。比如兰德公司有2000多人，拥有超过两亿美元的年度预算，被公认为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机构。此外，老牌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也有500多人。从智库的人员构成和资金来源看，多数人是专职的，经费多来自企业和个人捐款。

类型多。从研究内容上看，美国智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所谓“没有学生的大学”。这类智库把自己定义为教育机构，着眼于产生长期影响，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学术性、客观性，一般不和政府发生太直接、紧密的关系。大部分美国智库都可归为此类，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等。二是主要承接政府委托项目和合同的智库。当然，这类智库也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强调不预设立场和结论。三是那些更加积极地参加到政策讨论中，向政策制定者推销政治主张、灌输思想理念的智库，它们有明确的目标和推动方向。比如传统基金会，它明确宣称致力于推动保守的公共政策，鼓吹自由企业、小政府、个人自由、美国传统价值观等。从职能定位看，除了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这些全国性的智库以外，美国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智库，它们讨论的问题包括本地预算、住房、经济、执法等问题。这些区域性的智库规模比较小，但它们在影响当地政府决策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影响大。智库是政策研究机构，研究的是政策导向，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着重贡献思路、影响政策，通过研究、调研和建议，对国内外政策发生影响，其价值体现在政策影响力上。智库既为立法、政府机构提供政策研究支持，也与社会公众沟通联系，在提供公共知识、搭建交流平台、培养公共人才、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智库还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在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制订联合国蓝图、实施马歇尔计划等有过重要贡献，长期以来在中美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主要作用

政策建议提供者。这是智库的基本职能，检验智库成色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如何在新的环境下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意见。美国智库和政府决策机构之间有频繁、快捷的意见交换通道，为学者提供研究资源和政策宣讲平台，同时也作为政府推广和实验新政的吹风窗口，听取学界和民间对新政的反应和反馈。智库必须对相关问题做深入研究，以政策推荐的方式把成果提供给政府各个部门，不仅充当研究者，同时还要做政策宣传者和政策顾问。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从事的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关于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都对政府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整体看，美国智库研究课题覆盖广泛，除了传统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外，一些前沿科技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都被列为重点研究对象。但是从智库个体看，它的研究方向变得越来越专业，研究的主题问题更加明确，在自己的领域更具权威性。

社会舆论影响者。美国智库重视运用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而影响公众舆论，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一是组织各种会议和活动。在云集了布鲁金斯学会、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知名智库的华盛顿马萨诸塞大街（智库街）上，各类交流活动频繁、政要云集。智库组织会议和活动，多数邀请嘉宾为外国政要、某个问题领域的专家权威、媒体人士、社会活动家以及企业领袖，听众多为美国政府负责该事务的官员、其他智库专家、国内外媒体。许多智库组织的重要会议开拓了网络同步直播功能，在线观众也能参与提问等互动环节。二是重视利用媒体。为了影响社会舆论，智库往往综合使用多种媒体手段，比如自办杂志、在《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上发表文章、出版专著、进行网络视频访谈、发表博客文章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特别是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美国智库越来越重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大量信息交流，通过社交媒体把观点发布出来，激起社会公众对有关问题的讨论，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政府后备队。美国历任总统都大量从智库中选人担任各种职务，官员卸任后也往往回到智库工作，在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之间形成职位转换的“旋转门”现象。以谷歌公司为例，每年约有30至40位政府官员来谷歌公司任职，也约有20人从谷歌公司到政府中任职，主要集中在科技管理、商业、企业管理等部门，对政府的影响很大。

几点启示

坚持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做研究。美国的绝大多数智库根据《所得税法》注册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为了获得免税资格，它们不能支持任何政治派别。大部分的美国智库同时接受政府资助项目和私营企业的捐赠，但在内部这些项目必须分开预算。对于美国的大多数智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是产生思想的基础，没有独立性就很难有客观研究，也就丧失了自身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必须看到，尽管各种智库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在美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财团、智库和政界三者密不可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各智库受大的捐款者影响，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这就自然决定了自己的观点倾向，同时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决定着智库研究方向。美国智库的背后大多是一些利益财团，包括近年出现的一些新型科技集团和金融集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管智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同时，要坚持科学精神，求真务实，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建议的切磋争鸣、平等讨论，创造有利于智库发挥作用、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环境。

把握科学方法，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美国智库注重微观研究，强调数据统计对研究的支撑作用，对问题细节的把握非常到位，但是统合性的宏观研究相对较少。从实际研究看，尽管微观个案分析和数据统计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包办一切，特别是像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涉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很难用数据的方式阐释问题的深层次因由。加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决策急需的重大课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着力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促进智库与实际部门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促进各个智库之间围绕重大课题开展合作，聚合研究力量进行重点攻关，推出一批有价值的重大成果。

坚持开放包容，提高国际化水平。智库研究需要不同观点之间交锋碰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在融汇各种观点学派优长的基础上推出有价值的成果。美国智库的开放性很强，通过公开遴选渠道吸纳大量研究人员，采用客座研究的形式充实自己的研究队伍，延揽各种不同声音。在进行课题研究上，各种持不同观点的研究人员进行大量辩论，这样就能较为全面地呈现问题的症结和挑战，反映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有助于形成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美国智库的服务对象、研究领域以及对外交流等，都具有高度的国际化特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智库越来越多地开展了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研究和讨论，中国已成为美国各智库的主要研究重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我们必须学习借鉴国外智库的先进经验，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注意吸纳海外智库专家、汉学家等优秀人才，建立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合作机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唐丽伟、董石桃.美智库参与公共决策的历史演进[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