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2）

知行合一、重在实践，强化刚性约束监督机制

知行合一是古代政德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知”为道德修养，“行”为道德实践，强调实践是认知的最终目的。《中庸》对知行进行了相关探讨，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这深刻说明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关于知行合一，荀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认为言行合一是区分“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有效途径。明代王阳明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认为“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目标，指出：“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历代官员的考核制度中，都在官员道德考核方面进行了规定。《秦律》对官员违法行为予以了明确规定，一旦官员出现违法行为，就会遭到严重的处罚；汉代考核制度注重对官员道德品行的考核，考核结果分为“最”和“殿”两个等级，考核结果为“最”，说明有升迁的机会；结果为“殿”，则说明不理想；隋朝实施的“刺史巡察六条”，主要是对地方官吏的行政能力与品行进行监督；唐代考核官员的标准则为“四善二十七最”。由此可见，官德教育不仅是口头上的说教，还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形成良好选人用人导向

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古代用人，多取德才兼备。考诸历史可以看出，在天下纷乱时，往往更看重才干。而国家安定时，对德行的重视度就大幅提升。在非常时期，一些有为的雄主用人的时候，迫于人才紧缺的形势，也会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但是，唯才是举绝不是忽视德行。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官员的选拔任用，并制定了相关标准来规范官员的行为，注重官员道德修养的提升。在选拔任用方面，强调要“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将官员道德修养放在首位，为日后官员更好地履行责任、为民服务奠定基础。秦朝在选拔任用官员时，要求为官者做到“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唐太宗指出“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的任用之道。在德与才的问题上，清朝康熙皇帝见识亦很深刻。他认为：“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他曾对吏部说：“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显然，康熙着眼的还是承平时的治理而非纷乱时的虎争，其结论也正是在治理实践中得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者与思想家们都将德行作为选拔任用官员的首要标准，并历代延续，形成了良好的选人用人导向。

“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官员德行好坏与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极大。德既是立身之本、为官之魂、为政之要，同时也是立国之基。我们要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政德文化中汲取精华，总结吸取古今官德修身为政的历史经验，讲政德、树正气。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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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官八约”

对古代清官廉吏来说，做官不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居官从政这一途径济世益民，在居官从政实践中为圣为贤。若论官德“修养功夫”，清朝一位著名清官孙嘉淦的“居官八约”很有代表性。孙嘉淦当官四十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担任过学政、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要职，敢于直谏，在打击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等方面贡献卓著。他为自己立下了《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大意是：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自高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逐功名；办事务求兴利除弊；说话务求简明扼要；不结党营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保持清正廉明。（安云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