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书单 (2)

汪曾祺的书单 (2)

摘要:读书是暗功夫,是为一个人插上“隐形的翅膀”。写作更是受阅读的影响。汪先生专门写读书的文章并不多,大概只有《开卷有益》《读廉价书》《谈读杂书》《书到用时》等数篇。从中可以看出他大致的阅读史及对读书的态度,主张随性读书、读杂书等。

外国文学类

汪曾祺接触外国文学是在上大学前。高三时为避战乱,躲在乡下的庵中,随身所带是《沈从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日后他曾说这两本书改写了他的人生,引他走向文学道路,“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见《西窗雨》)。但大批量地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则是在西南联大时期。

这期间汪曾祺读过尼采、萨特、伍尔夫、纪德等。他对巴尔扎克提不起兴趣,说他总是站在读者之上,有些欺负读者;对托尔斯泰也不喜欢,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勉强读了《战争与和平》;对莫泊桑和欧·亨利也不感兴趣,说他们“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显得很笨,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钟情于契诃夫、阿索林、海明威等,说契诃夫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喜欢散文化的结构,喜欢他把文字丢来丢去的,这正是他的现代性所在;说阿索林的小说“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他喜欢长篇《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式的小说,说《追忆似水年华》“纤细、飘飘忽忽”,还曾“野心勃勃”地打算写个像这样的自传性的长篇。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影响,那时写就的小说《复仇》和《小学校的钟声》,就有意识流的味道,很空灵。曾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是有点“洋”的,应是指这一时期的作品。

写于1992年的散文《西窗雨》,可说是汪先生自陈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及他对外国文学的态度。他认为年轻人写东西要多尝试,浓丽华美都不为过,不要一开始就流于平淡。但他也主张,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要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想来这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杂书类

北京有个青年问他:“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古今中外,乱七八糟”,并劝这个年轻人要广泛地吸收。

汪曾祺读杂书的兴趣大概始于十一二岁,那时他看了家中所藏的《岭表录异》《岭外代答》,就对笔记、游记类的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类书的文字简练朴素而有情致,对我作品的语言风格是有影响的”(《开卷有益》)。《岭表录异》是本地理杂记,为唐人刘恂所撰,记述岭南异物异事,尤其是各种鱼虾、海蟹、蚌蛤的形状、滋味和烹制方法,岭南人喜食的各类水果、禽虫也有记述;《岭外代答》为宋代地理名著,记载了宋代岭南地区(今两广一带)的社会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及物产资源﹑山川﹑古迹等情况。

汪曾祺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时,常逛书摊,买一些便宜的一折八扣书。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杂书类,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记》等,还有余澹心的《板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等。

西南联大的翠湖图书馆、系图书馆、茶馆都留下他深夜苦读的身影。从《南昭国志》到福尔摩斯,逮着什么看什么,甚至读过讲验尸的《宋提刑洗冤录》等等。

联大毕业后在上海的两年,他常和黄裳等人逛旧书摊,买过扫叶山房的《景德镇陶录》、张岱的《陶庵梦忆》及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等杂书。《董西厢》对他影响很大,常在文章中引以为例:“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细致入微,神情毕肖。”(见《小说笔谈》)

归纳一下,汪先生所读杂书大约可分为游记类、草木虫鱼类、饮食类、风俗节令类几大块,而这也多能对应到他的创作上,他的散文也大致分为这几类。

前文提到,汪先生喜欢游记类散文。他本人也喜欢到各处游历,据有心人统计,中国的省份他大概只有一个青海没去过。所到之处也多留有文字,像《滇游新记》《天山行色》《湘行二记》《初访福建》等皆是。

草木虫鱼类文章也深为汪先生所喜欢。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他多次提及,还在小说《晚饭花》的开头引用了原文。乡人王盘的《野菜谱》也甚得其心,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其有“人民性”。他常看法布尔的《昆虫记》,说从中知道知了是个聋子,着实高兴。为写瓢虫,他曾专门写信给好友朱德熙,请后者帮忙推荐一位昆虫专家以便请教,还借来《中国经济昆虫志·鞘翅目·瓢虫科》一书并通读一过。肯在这种书上花心思,自然也反映在创作中,这一类散文在汪曾祺创作中也占有一定比重。

汪曾祺大学时代就读过元人食谱《饮膳正要》,甚至还饶有趣味地研究驴皮的制作。《随园食单》必也读过,他曾批评袁枚只会吃不会做。为写一篇《宋朝人的吃喝》遍检《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诸书,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遂得出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的结论……汪先生的谈吃散文,写得活色生香、摇曳多姿,更为难得的是文化趣味,不是仅凭多吃几回的所谓美食家所能为。

汪先生的很多作品就像是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卷,《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受戒》等莫不如是。有评论家称其小说中有风俗画,他自己也不否认。他喜欢看风俗画,也爱看各种讲风俗的书。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他细细看过,那些讲风俗的书《荆楚岁时记》《一岁贺声》都爱翻翻,放在手头经常看的是《东京梦华录》(外四种——《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认为“这样把记两宋风俗的书汇成一册,于翻检上极便,是值得感谢的”。像宋元笔记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他都很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有关各地民俗的记叙。

汪曾祺这样定义风俗:“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还说:“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风俗有这么高的评价,对其作品中充盈的那些浓郁的风俗风情就不难理解了。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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