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书单 （3）

民间文艺类

汪曾祺先生笔下汪洋恣肆的杂家气象，除了他博采杂书的原因，还有民间文艺的浸润。当然这源于他独特的经历。1950年代他在《说说唱唱》《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刊物做编辑，还因组稿等事宜到各地采风收集民歌，这让他有机会接触阅读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民歌、民间故事，特别是民歌。因为我编了几年民间文学，我大概读了上万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国民间文学真是一个宝库。”（《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他曾说过：“敦煌变文、《云谣集杂曲子》、打枣杆、挂枝儿、吴歌，乃至《白雪遗音》等等，是野菜。因为它新鲜。”（见《四方食事·野菜》）这是汪先生对民间文艺的态度。

正因有着这样的渊源，汪先生对民间文艺造诣很深。早在50年代就写过《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发表于《民间文学》1956年10月号。“文革”之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小说，而是有关甘肃民歌的论文《“花儿”的格律》，还写过《读民歌札记》《我与民间文学》等。他说过：“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见《两栖杂述》）这么强调民间文艺，实在是他的“现身说法”。

汪先生和戏曲的缘分也深，年少时学唱青衣，上大学唱过昆曲， 60年代以后开始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一做二十多年直至离休。这些经历都让他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戏种。而戏曲也是民间文艺的主要形式。汪先生在编剧上颇有建树，不仅创作了诸如《一匹布》《裘盛戎》《一捧雪》《大劈棺》等文学性极强的剧本，还写了不少戏曲方面的理论文章，被徐城北誉为“一脚梨园一脚文坛”。他自己也认为戏曲对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影响，有人说他的小说有“音乐感”，他认为这与会唱几句京剧、昆曲，写过几个京剧剧本都有关系。

（作者：段春娟，系山东财经大学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