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

说明：1999年3月23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当月，笔者在《战略与管理》第三期发表此文，建议我国加快提升制海权、制空权的步伐。1999年5月8日，也就是19年前的今天，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被炸，笔者再发此文，警醒国人，悼念逝者。  

 1999年3月23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这使作者不由得想起发生于上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值得研究的是，在中世纪（至少在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而我们将制定怎样的安全战略才能在明天可能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一 制海权、制空权：中国安全的基石

在古代世界里中国曾长期处于超级大国地位的原因，可归于当时中国所拥有的高度发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与古罗马称霸地中海的情况相似，这种生产方式带给中国军事方面的影响是刺激了中国陆军及以攻占地理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所处的特有的地理环境，也使中国上述军事特点得到强化。

俯察中国版图，可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发展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象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没有一支国防意义上的海军。可见，大海的天然屏障给中国国防史带来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天然的安全环境，使中国古代国防失去了海防的功能，从而也就没有条件积累足以在未来战争中自卫的海战经验。鸦片战事是英国在海上对中国的胜利，也是大海留给近代中国国防的一粒苦果。最安全的地带往往也是最脆弱的地带，中国国防的近代惨败应验了这个军事辩证法。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南顾之忧，中国古代国防便一直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犯为目标，长城的出现便是这种国防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刺激了包括骑兵在内的中国陆军及以攻防地理要塞为目的的陆权军事理论的发展：翻开武经七书，无不以陆权军事为主题。正因如此，当西方炮舰打到中国东大门时，中国军人竟不用海上出击的方式，而以“高筑墙、广积粮”战法与洋人交战。这样的国防到近代又怎能逃脱丧权辱国的命运。

由英国工业革命及远程航海技术带来的新的战争模式――即海上对敌国进行纵深打击的战争模式，在19世纪下半叶已广泛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一方面，保卫海上商业利益，带动了造船业和海军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扩张的地面战役（比如英国在印度、阿富汗地区）中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促使西方国家的军事作战方式逐渐从陆战转向海战。这种海上作战方式的改变使英国在19世纪中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拥有庞大陆军的中国；日本东施效颦，在甲午海战中也打败中国。中国在这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中被迫割让了一系列主权。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瓜分中国的狂潮。也就在中国即将被彻底肢解之际，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国参战迫使西方列强暂时放弃东方。真是侥幸，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的中国版图，实在难以设想。

但问题并未终结。20世纪上半叶，世界战争模式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空战的出现。如果说对海战及制海权最先进行理论总结的，是生活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led Thayer Mahan 1840-1914)，那么在理论上最先意识到制空权重要性的是意大利的朱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　1869-1930）。他在《制空权》一书中认为：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战场。在人们意识到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之后不久，就会意识到制空权将变得与制海权一样重要。杜黑的这种超前意识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最先采纳并迅速转变为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作战方式；这种新的作战模式使二战中的德意日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占据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在中国战场，日本凭借空中优势，赢得了对华战争的初期胜利，并使中国自甲午战败并被迫割让台湾及澎湖等岛屿后，其东部地区再次被日本分裂为数个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府。中国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抗战胜利是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胜利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如果日本的对华战争没有进一步扩大为对美的太平洋战争，也就是说，日本对亚洲的战争只限定在北纬３０度以北的东北亚地区，那么，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很可能继续采取绥靖立场。如果历史真是这样演变的话，今天的中国版图，真是难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