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3）

维持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除工业技术要素外，上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国逊色），而是一国的军事技术能力及由技术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上世纪的鸦片战争及本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从两方面说明了这个道理。

20世纪制海权和制空权两次军事革命使战争完成了由陆权和海权联接的平面模式向陆海空三维立体模式的转变；21世纪人类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二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在同等国力条件下，谁掌握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空权和海权，也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比较本世纪中叶美国入侵朝鲜、越南的战争模式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已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相应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主要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上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本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下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不能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没有分裂的历史（其实沙俄时期我们已失去了大片领土），我们应以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可能再次被分裂的现实，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我台海乃至西藏地区的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起码的有利于我的国际安全环境。

二 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

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知道，人们对安全的需求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国家安全环境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对建立在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是一种只具生存而不具发展功能的经济形式──基础之上的小农业国家来说，国家安全与该国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总数相联系，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以保卫和扩大土地和农业人口为目标的国家安全观及相应的以防守陆地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这一时期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考虑基本是从保证人的生存条件出发的：一国对他国安全环境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对其生存条件即土地和人口的威胁。若明白此中的道理，也就明白了中国清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乃至台湾这样的“弹丸之地”弃之如履的另一层原因。

但是，这种安全观念及建立其上的对安全环境的认识到近代发生了变化。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使人类经济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使人类生产从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转到对价值的追求，追逐利润成了经济活动的核心动力。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农业国度中。生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则在到了近代市场和利润对经济活动的意义已使发展安全转为国家生存的前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已不再表现为对一国生存条件即土地和人口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而是对一国的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这使人类对安全及其环境的认识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即：国家安全主要是与国家发展相联系的概念；对一国发展条件而不主要是生存条件的威胁，就是对该国安全的威胁。

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经济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快（30年代苏联的发展道路是一个特别的例外）的方式。利润，这一近现代经济的绝对动力又使市场经济下的民族国家最终改造成为世界性的国家；由此近现代国家的安全观念，也从对保卫生存条件的考虑转向对保卫获取利润条件的考虑。保证高额利润来源的前提是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西方英美国家对安全的认识来自于一个世界性的概念：西方英美国家对安全环境的看法竟是一个由海洋贸易线上的岛屿而不是陆地为主要基点联结而成的画面。

对此理解最为全面和透彻的是马汉。他在美国崛起并对世界市场产生大需求的初期，提出了海权理论。马汉说：“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1.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２.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３、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被人为地供应或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可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那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它使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与中世纪不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获取（当然是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主要表现为对海上航线的控制。因此，控制了海洋，也就控制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环境。这时，对影响国家安全环境要素的评估，已不再主要是对本土安全的评估，而是国家对海上交通线控制能力的评估。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台湾和南沙地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从而对当代中国的安全利益，已升至关键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