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民国北京：从国都到城市

明清以来，北京的“国都”色彩持续凸显，政治因素统领一切。作为国家政治中枢，整个城市以紫禁城为中心，为皇权政治服务是其最为重要的职能，城市功能单一。民国建立之后，北京从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国都，转型为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城市，皇权领域收缩，公共领域拓展，地方行政体系更新，市域范围扩展，市政建设提速，社会结构经历新的分化与组合，城市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功能由“单一性”趋向“多元化”，世俗化社会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

现代市政建设启动

与沿海城市相比，近代北京在城市建设方面相对滞后。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皇室逃离，国都被入侵者控制，但与此同时，北京也迈出了建立近代市政体制的实验性一步。联军退出之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对北京的市政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借助使馆区的建设，城市风貌开始发生部分改变。电力照明、新式交通工具、自来水等带有现代城市元素的公共事业逐渐起步。

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是民国北京市政建设的制度性因素。1914年4月，袁世凯颁布总统令，批准设立京都市政公所，并任命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为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北京自此建立起了独立的市政管理机构，它和内务部基本承担了北京市政事宜。此后，一直到1928年，北京城市管理由京都市政公所与京师警察厅两个机构共同负责。二者彼此独立，互有分工，但也并非界限严格分明，在一些具体事务上互相协作。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所属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北京改为北平，北平特别市政府随即成立，取消了京都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以及专门管理教育的京师学务局，相关职能被划并到北平特别市政府下设的各局。北平特别市政府的设立使市级行政职能开始完备，北平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独立的城市实体。

北京的电力照明首先从宫廷开始使用，西苑三海、颐和园是北京最早使用电灯的地方。19世纪末，东交民巷使馆区开始电灯照明。1904 年，“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北京供电服务逐渐从宫廷、使馆、军政机关转向民用。1919年又于京西石景山兴建发电厂。同时，电力还逐渐应用到城市道路照明领域，路灯开始出现在一些繁华街道。电力照明的广泛使用，使城市夜晚呈现出不同于白天的另一种景象。斑斓的灯光不仅渲染了都市的繁华，更为人们增添了诸多生活内容，夜生活的概念随之产生，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应改变。

1908年，实业家周学熙创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以温榆河为水源，在东直门外及孙河建水厂两座，机器设备从德国进口，两年后正式向北京城内供水。自来水系统的出现，改变了北京城传统的供水方式。不过，当时自来水水价较高，市民对这一新生事物在认识上存在疑虑，同时又遭遇以贩运售水为生的水夫群体的联合抵制，自来水在民国北京的普及率很低。

北京的公共交通事业也开始起步。1921年，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筹办。1924年底，第一条有轨电车从前门经西单至西直门线路正式开通运营，全长9公里，共有10辆电车运行。1916年1月1日，环城铁路在北京正式通车。新式公共交通的兴起对北京城市生活的影响非常广泛，使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市民的时间观念发生变化，开始从模糊变得精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时间与效率的要求开始严格。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生活半径明显扩大，日常生活的内容大大增加，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新式交通工具的应用也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规范的交通秩序日益迫切。

公园作为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被民国新兴的技术官僚大力提倡。北京公园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又是在改造传统园林（主要是皇家园林）的基础上建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园这一新生事物本身反映了民国北京新旧杂糅、中西兼顾的典型时代特征。北京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中央公园，系朱启钤发起捐款创办，1914 年10月向公众开放。自其建成之后，一直就是北京城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气最高的公园。1925年8月1日，北海公园正式开放。中南海、景山、太庙等传统皇家坛庙与园林也纷纷改造成公园。此外还有1915年开放的先农坛公园、1918年开放的海王邨公园等。作为近代北京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官方在提供市民休息、游乐场所的同时，也赋予公园社会教化等很多附加功能，如国家观念的培育、公民意识的养成、卫生习惯的示范、公共秩序的强调等。

城市空间布局重构

清朝建都北京后，满族皇帝进驻紫禁城，内城成为满洲贵族、官员以及满蒙汉三军八旗的专属居留地，原有的汉族及其他民族居民被迫迁往外城或其他地方居住，以层层城墙为界，实行“旗民分治”的制度。同时，为了永葆旗人斗志，内城取缔商业街区，禁开娱乐场所。通过这种方式，北京内城逐渐形成以紫禁城为中心、中央衙署为前导、八旗劲旅环卫皇城的封闭的政治、军事结合体，无异于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大本营，城市的其他功能严重弱化。

国家政体变革、最高权力更替，北京传统的空间结构随着帝制衰亡而丧失了旧有的合法性。民国建立之初，北京城保留了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的四重封闭的空间格局，皇城位居内城中间，对城市交通形成严重阻碍。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首先以皇城为改造对象，通过在城墙开设豁口，部分打通了北京城内外的交通联络，缩短了穿行南北东西的空间距离。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皇城东、西、北面城墙以及东安门、西安门先后被拆除，仅存南段正面东西墙。这一系列举措改善了北京内城的交通状况。皇城内部街道与外部街道连为一体，形成了内外城众多新的交通干道。对皇城的改造，改变了北京原有的层层设防、步步为营的禁城格局，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各阶层混居，百业杂处的城市新形态，使北京向现代化都市迈进了一大步。

清末，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香厂地区就已经开始修筑道路。京都市政公所选择香厂地区作为城市改造的示范区域，名“香厂新市区”。通过规划区域内道路，铺装地面，铺设电线、电话线、自来水管、地下排水管线，兴建新式建筑，翻修通向宣武门大街、前门大街的马路，沟通了城市交通联络线。同时，制定地块标租、项目建设招标以及市政市容管理等法规，引进各类商户。经过几年的建设，逐渐建成一处集商业、娱乐、餐饮等于一体的具有近代色彩和生活方式的新型城市街区，对城南区域市民生活内容的丰富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影响非常明显。

街道格局的演变是城市空间变革的重要内容。民国初年，在北京城的改造中，南、北新华街的开辟是重要案例，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新华街与一些配套工程尤其是新的南城香厂“模范区”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城市街区系统。这个街区系统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王朝时代之城市空间格局，几近成为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先驱。不过，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定，特别是首都南迁之后，“新华街—香厂街区”的发展未能持久，最终衰落。

多种文化形态并存

民国建立之后，随着帝制的崩塌，北京地区的文化面貌变化较大。原有的政治势力逐渐分崩离析，固有的文化体系也随之解体。昔日以皇权文化为主体，完备的、系统的、成熟的精英文化，逐渐被民间化、市井化。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直接接触，宫廷艺术走向民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精英文化的下移与近代北京文化生态的形成有密切关系，曾经尊贵的皇家气质与市井气味相融合，衍生出新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崛起，不同的文化类型有着特定的支持者与市场，在各自的发展轨迹中齐头并进。

民国北京，一批现代大学在此建立，这种现代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吸引了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失去进身阶梯的青年举子的关注。新式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群体的汇聚成为北京文化实现更新的重要推进力量，大学成为各种思想流派竞相争夺的活跃领域。一批最先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潮的现代知识分子发动并领导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之路。

北京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孕育之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基地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为共产主义的研究与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主持成立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其宗旨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会员以北大学生为主。这是中国第一个集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一体的社团组织，其中的很多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骨干党员。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一批在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民国北京文化面貌更深层次的变化体现在市民的文化价值观念与风俗时尚方面。作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北京近代工商经济的发展为城市文化环境的更新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市民阶层壮大，女性地位上升，农业社会中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向工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转化。生活方式趋新，民众日常娱乐内容有了新变化。在民国北京的艺术舞台上，戏曲、曲艺等娱乐行业非常发达，这些艺术形式恰恰适应了京城自在的生活节奏。京剧、昆曲、评剧、大鼓、单弦、相声等曲艺形式在京城都有广阔的观众市场。观众从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涉及社会各阶层。以现代技术手段为基础的新型娱乐场所如电影院、游艺场、跳舞场等开始在北京出现，以电影对市民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影响最为广泛。与传统娱乐休闲场所如茶楼、戏园的喧嚣不同，专业化的电影院让人觉得舒适和安静。观众们通过大屏幕能够感知到一个超越现实的影像世界，大大扩展了自身的思想疆域，在精神生活方面提升明显。

（作者：张琳，北京印刷学院团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