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历史给现实的启示

一战时期，中国劳工在青岛集结，准备前往法国。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为浩劫。今年是一战结束一百周年，国内外史学界聚焦一战主题的新一轮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有四大看点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史学界关于一战原因的探索已经扩展到了种族、宗教、大众心理、战争观念、宣传舆论等各个方面

一般而言，中国学者普遍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论点，认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以及新老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竞争是引爆战争的根本动因。而国外学者目前通行的做法是倾向于把以下五种表面上相互关联的因素并称为一战的共因：即除了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外，还包括军事互助体系、军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作为导火索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

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一战原因的探索已经扩展到了种族、宗教、大众心理、战争观念、宣传舆论等各个方面。如霍尔·加德纳的专著《未能阻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意想不到的世界末日》便将一战的根源追溯到了普法战争前，指出普法战争给欧洲政治力量对比带来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冲突及结盟互动都为一战埋下了伏笔。而英国里斯托弗·拉教授重点考察了德皇、沙皇、奥匈帝国皇帝等人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的主导思想和决策活动。他认为一战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不能归因于某个特定的国家。那些直接参与决策的领导人、外交官、将军在“一战”前都是一群性格各异、莽撞自负、多疑善变、懵懵懂懂、不知未来去向的“梦游者”，他们只关注各自的利益，对政策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及灾难性的后果没有理性的预估，他们甚至还尝试利用危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最终玩火自焚。土耳其的西恩·麦克米金教授认为一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是因为少数政客，才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而且与以往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国主义不同，他认为俄国和法国才是最恶劣的挑衅者。

帝国战败后的困境及其发展进程日益受关注，学者认为战后重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世界

众所周知，一战是帝国主义争霸的战争。随着一战百周年的来临，帝国视角的研究日益被人关注。2014年出版的《一战帝国(1911-1923)》全面检视了帝国在这次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战争中的表现，它不仅考察了传统学者较为重视的西欧各主要参战国，同时还论述了美、中、日、土耳其、葡萄牙等前人少有涉及的其他各洲参战国。此书认为一战在本质上不仅是欧洲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更是一场多民族的新老帝国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而且随着战后亚非拉美地区民族意识渐渐觉醒，这种高压维护多民族合作的帝国模式也走到了终点。这种基于帝国视角的研究对于加深我们对于一战帝国主义性质的认识很有启发。

与此同时，学界对于帝国战败后的困境及其发展进程也开始关注。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关一战的历史研究往往都集中于对战胜国的描述和考察，相对于战败国，特别是战败帝国臣民的战后生活经历则少人问津。2016年罗伯特·格瓦特的最新著作《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1917-1923》利用各国多语种的史料，描绘了一战结束后遍布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因战败、内战和革命所引发的暴力冲突。作者指出，对于一战的战胜国来说，1918年11月11日即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对于战败国来说，它却是一场巨大暴力灾难的开始，1917年至1923年间，在战败国重建的过程中，和平条约的签署并未解决困扰欧洲诸多国家的民族和边界问题，相反引发了持续数年的暴力冲突，革命、屠杀和种族清洗，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一战后的混乱局势为极端意识形态在欧洲的孕育提供了温床，并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事实上，正如作者指出的，一战虽已过去百年，但战后重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世界。

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逐渐进入学者的视线，学者认为，一战是中国主动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步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国际学界有关一战的研究涉及到中国的并不多见。近年来，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日益加快，关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线。香港中文大学的徐国琦教授指出，一战为中国主动参与世界事务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派劳工参战事实上成为了中国从被动的闭关锁国到主动走向世界的分水岭，是当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此外，徐国琦教授还通过考察一战华工的经历来揭示中国国际化历程中的平民参与及其贡献，披露了一战期间14万华工赴欧参战的历史，并将之视为中国国际化进程中平民参与的代表，是中国主动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步。此外，近年有关华工的历史同样引起了相关国家学者的关注。

与此同时，大陆学者对于从全球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有新的进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青年学者侯中军在其2017年问世的新著《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面梳理了一战爆发后中国外交的全部关键节点问题，从战争爆发初期的中立，到中国内部关于参战问题的讨论、中国以工代兵政策的实施、中国对德绝交与宣战的讨论与最终决定、中国出兵西伯利亚、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筹议等重要问题。这是大陆学者对以往相关研究的一次较系统的总结，部分内容是首次探讨，大大充实了我国史学界对于一战期间中国外交问题的研究。

当今的国际体系和1914年的欧洲局势对比成为研究热点

一流的史学研究从来都不会忽视对现实的关注。部分学者在分析1914年前后的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当今的国际格局、状态和百年前的情况有某种类似之处，这引发了一些学者对比研究当今的国际体系和1914年欧洲局势的兴趣。一些尖锐的问题随之而生，如崛起的中国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是否会步一战欧洲列强的后尘？中美两国在权力转换的过程中能否和平地处理彼此的竞争关系，从而避免发生战争？东亚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是否会变成1914年的巴尔干火药桶？面对这些问题，一些敏锐的学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给出了答案。

德国安德烈·亚斯赫伯·格罗特教授指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并非易事，但是今天亚洲的局势无论与1914年的欧洲有多少相似，其中一条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今天的大国都意识到战争不该轻易发动，这应该是历史给现实的启示。

与之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哈佛大学的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教授，他有感于国际社会对于现实中中美关系走向的担忧，约请了英美加澳等国的14位国际知名学者从历史、经济、外交、内政、军事等角度撰文剖析一战爆发根源。各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比较了当今国际体系和当时欧洲局势的异同，探讨中美之间是否可以避免重蹈1914年欧洲政治家的覆辙。他们得出结论，夸大今天的国际形势与1914年的相似性是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地直接类比。比如，国际社会的战争观已经今非昔比，1914年对战争的狂热美化今天已不复存在，这是现实的国际环境与1914年的最大差异；核武器的存在是制约大国之间战争的一个要素。但是战争的风险并非完全没有，中美两国只有互相深入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促进交流和合作才可能避免再次爆发大战。这可谓史学家为当今的中美关系发展提供的历史诊断。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