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我走上领导岗位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本市一所中学任教，刚刚工作两年，因病注射链霉素不慎，两耳失聪。教学不能胜任了，只好改做教务工作。

1978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工作，各地方组织陆续重建，我积极参加北京市的活动。1982年5月，北京市聋人书法、绘画、摄影、工艺品展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其中展出了我的真草隶篆巨幅书法作品。前来参观的中央领导廖承志、康克清以及时任民政部长崔乃夫等，给予我热情鼓励，使我收到莫大的鼓舞。

改革开放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不合理现象，实行严格按制度规定的离休退休制度，到了法定年龄，必须办理离休退休手续。同时，积极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接班人。全国协会的领导干部，年龄都已超过六十岁了，需要尽快选拔符合“四化”条件的协会工作者，我有幸被选为培养对象。

1982年9月，我被借调到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工作，随后又被派到北京市聋哑工人最集中的地毯厂，和聋哑工人实行“三同”，从而锻炼我的群众工作组织能力，体验聋哑工人的生活，熟悉他们的感情，和他们交知心朋友；同时，拜他们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手语。我深深地感到，无声世界也有它特有的情趣，在我周围有那么多同病相怜的朋友，他们都乐观进取，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决心从事服务于聋哑人的工作，献身残疾人事业。

以后，在老一辈聋人工作者的带领下，我经常深入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到贫困地区的农村、福利工厂、聋哑学校，了解当地聋哑人的生活状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把情况反映给当地政府，请他们研究解决。

1983年6月，我正式调到协会工作。7月，有幸代表中国聋人到意大利巴勒莫市参加第九届世界聋人大会，第一次在国外看到数以千计来自全球各大洲的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的男女聋人们用国际手语亲切交谈，我感到莫大的快慰。身在异国他乡，看到五星红旗和诸多与会国的国旗一起迎风飘扬，我两眼噙满泪花。

由于我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1984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平生最高夙愿。入党以后，我的干劲更足了，工作更加积极努力。同年12月，在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荣幸地当选为全国协会副主席。以后，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聋人事业中，我常常到全国各地，用通用手语向聋哑人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解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求，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同时团结当地聋人骨干，鼓励广大聋哑人群众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争当“自强模范”。

我刚到协会时，发现协会过去编印的四辑《聋哑人通用手语图》极其简陋，32开小册子，其中两辑还是试用本，画图粗糙，印刷和纸张都属下乘，在国际交流时根本拿不出手。会领导把修订《聋哑人通用手语图》的任务交给了我，由我担任编纂组组长，上海协会秘书长和上海聋青技校校长担任副组长，文字编辑四人，绘图员四人，组成编纂组，由我们提出修改方案。1987年5月，在山东泰安召开了全国第三次手语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编纂组工作报告。然后，我提议将《聋哑人通用手语图》易名为《中国手语》，得到与会者们一致赞同。会后，由文字编辑小组编写手势动作说明，绘图小组重新绘制了全部手势图。半年后，由我带领两位老手语工作者，到上海一一审查。再过一年，《中国手语》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且获得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从此，我国聋人有了第一本正式的手语词典，它为全国聋哑学校师生、手语翻译和手语爱好者提供了唯一的手语工具书，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我国聋人对外交流的珍贵礼物，参加世界各国手语工具书展览。这本书共印行十多万册，仍供不应求。

1989年1月，我率领中国聋人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举行的第16届世界聋人运动会，实现了中国聋人竞技体育首次走出国门，虽然成绩不甚理想，但实现了“零的突破”，找到了我国聋人体育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后来发展聋人体育事业制定了规划。

我还邀请了世界聋人联合会主席莉萨▪考平宁一行来中国访问，了解中国聋人事业的发展状况，参观聋哑人工厂、聋哑学校，观看聋哑人的文艺演出，观摩聋哑学校课堂教学，和为基层聋哑人群众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让中国聋哑人群众了解世界。贵宾们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参观访问，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经常代表中国聋人参加世界聋人联合会和亚太地区秘书处分别举行的各种会议和活动，结识了各国聋人协会领导人，通过组织互访，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促进了中外聋人彼此交往，聋人们互相学习对方手语，开阔眼界。此外，海峡两岸聋人，香港、澳门聋人协会组织与我们联系逐渐密切。还有许多中国青年聋人到美国加劳德特聋人大学去留学。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发生了巨变，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仅从我国聋人事业的发展，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