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基点,纵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我们清楚地看到其深厚的内在逻辑、历史必然与现实呼唤，既勾勒出中华民族救亡求索与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指引的历史际会,又折射出中华民族富强征程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力前行,同时还尽显中华民族复兴新时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生共融。

一、中华民族救亡求索与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指引的历史际会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不仅伟岸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曾几何时，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车轮缓慢下来、停滞下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气息弥漫在九州大地。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西方列强用侵略的铁蹄打开了中国国门，使得中国一步步沦为它们的半殖民地，中华文明从世界文明的高峰跌至谷底，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是，从遭受列强侵略的第一天起，中华优秀儿女便奋起反抗、发愤图强，不同社会集团和政治派别相继尝试了种种救亡图存的做法,于是便有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救国方案及其活动，但均告失败。直至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危亡态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五四”一代中华儿女当中，一些先进分子率先觉悟，接过了这个伟大的思想武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上海兴业路76号的石库门楼房中，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运动找到了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个开天辟地的时间点，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起点。

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寻找到科学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寻找到其历史民族，其实辩证地来看，这是互相的寻找，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自由的强烈愿望，驱使她迫切寻找一种伟大的思想、伟大的道路作为导引。于是，通过十月革命，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的确，这期间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没有在中国掀起巨大反响，如果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热忱学习宣传，如果青年毛泽东没有恰好读到《共产党宣言》文本而服膺马克思主义，甚至于我们还可以假设如果没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凭借丰富斗争经验而果断提议党的一大转移至嘉兴南湖红船上等等，那么，也许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这整个历史进程就要曲折漫长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尽管上述偶然因素影响着国人对道路的寻找，我们终究可以明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通过《共产党宣言》，通过十月革命，已经向人类撒播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种子，这个种子在古老的东方国度里找到了契合的土壤，这个真理在中华的志士仁人中找到了现实的主体，由此，科学理论的力量就必然化作中国伟大的革命实践。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其中有着科学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是中华民族苦苦探寻救亡图存伟大斗争的内在需要，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我们解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胜利，解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逻辑，解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二、中华民族富强征程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力前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阐明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普遍真理，但是到了中国这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如何把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巨大挑战，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探寻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本。

第一，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革命的性质、任务的基本界定本土化、民族化，从理论上解决一个东方国家如何夺取政权的难题。要破除思想固着和理论教条，从实际出发科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理论，充分了解把握中国的发展阶段、阶级格局、时政态势等情况，找出革命的现实力量，即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农民和其他革命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要解决在中国进行革命的具体路径与方法，把科学理论化作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化作具体鲜活的实践，实现大众化、现实化。尤其是将工人运动、城市工作和农村土地革命相结合，革命的重点是要深入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红色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第三，要协调好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老大哥”的关系，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艰巨的组织任务，就是如何既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又能够针对中国现实、残酷、复杂的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主体作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具体制定出适合我们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特殊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特殊的结构这“三特”的中国道路。

1949年之后，由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围堵封锁，以及后来中苏论战直至中苏友好关系的破裂，加之中国自身基础条件限制和主观认识的不足，使得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十分艰辛。一方面，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基本布局和建设，形成了一支具有初步工业化素质能力的劳动者大军，然而另一方面，在改善和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方面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难题。“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果断将我们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伟大的转折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引中国人民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直至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成功，它改写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它体现出，社会主义除了首先作为摧枯拉朽的巨大革命力量，除了对旧的、腐朽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的破坏性，社会主义更意味着通过提高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然后建立配置资源有效的体制机制，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社会主义可以释放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强大的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力水平，在创造文化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方面真正超越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