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中国主义”

钱穆的《国史大纲》

钱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在于提供了一套可称之为“中国主义”的历史文化论述。

钱穆的三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三是历史实证”

近代以来，凡所宗主，凡以为最重要，凡居于传统所谓“第一义”而非“第二义”的，均可冠以“主义”之名。衷心皈依之、信仰之、为之奋斗终身者，则可为“主义”之对象。“中国主义”正可概括钱穆的学术思想系统。凡是阅读《国史大纲》的读者，都不会错过其开篇之宣言：《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其中关于必须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所当怀抱之“温情与敬意”的教诫，也越来越普遍地被引见于普通读者的字里行间。所谓“温情与敬意”已经是定型化的表述，他曾经的措辞是“‘情感’与‘敬意’”或“‘温情’及‘善意’”“‘温情’与‘善意’”。“情”不是一个随意的可有可无的用词，在钱穆的历史哲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认识”与“情感”之辨尚在其次，《国史大纲》对中西历史的根本差异有一个高度概括的结论：“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常务于‘力’的斗争，而竞为四围之斗。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团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绵延。”又说：“故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旦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从经验事实的角度，能否接受此类近乎玄学的论断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们得承认他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 不限于《国史大纲》，从钱穆一生的致思方向来看，他用“力”一类的概念来统摄西方对内而言的斗争性、分裂性与对外而言带有侵略性的“霸道”的甚至“帝国主义”的历史性状，用“情”一类的概念来把握中国历史文化“融合”而“绵延”的民族性，尤其重要的是，他深深致力于唤醒在“西方”这一强势他者冲击之下的东方“中国”的自我“觉醒”，与作为“国家民族”之大群体休戚与共的“一体之仁”的“中国人”意识的重建。

但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采取哲学论辩的方式为中国文化抱不平大为不同，他主要采取史学、文化学，尤其是通史的取径。如其夫子自道云：“我可以说，我一辈子写书、写文章，大体内容，主要不外乎三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亦即是民族性；三是历史实证。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民族性，可以拿中国历史来看，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历史求国人对自我之认识”，是当代国人唯一的“自救”之道

有学者早就指出“‘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国史大纲》之）作者认为我国家民族独特精神之所在，永久生命之源泉，亦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就政治制度说：由封建进跻统一，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织之政府渐变为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就学术思想说：秦以后学术，先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再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至北宋学术之兴起，为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就社会经济说：经济地域逐次扩大，文化传播逐次播及，政治机会逐次平等，诸如此类之演进无可置疑。尤有进者，其所以然之故为：“中国自秦以后政治社会常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常受学术思想——甚至可说是一种意识，或者是一种理想，及精神的力量——的指导。”

在钱穆看来，不仅中国民族国家“全史”之兴亡盛衰之真实历程本身会启迪国人的智慧、历练国人的韧劲与耐性，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精神”还会赋予国人“争存于世”的“文化潜力”。我曾经引述过钱穆两位学生的证言，来说明他们从钱穆关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中所获取的最直接的信力。一个听钱的课的人说：“从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的动态波荡仔细的观察思考，今日的中国是绝对的有希望有前途的！”；一位记钱之言云：“我从魏、晋、隋、唐佛学之盛而终有宋、明理学之兴来看，对中国文化将来必有昌明之日，是深信不疑的”。这的确近乎先知的预言了。但是细细回顾起来，并不总是那么乐观的。在抗战艰难时期，钱穆对学生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把握住自己，即使国家真个亡了，我们还有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不是晚明大儒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之辨议的现代版吗？一样很沉重，也一样有力量。

总而言之，钱穆认为贯通古今的“从历史求国人对自我之认识”，是当代国人唯一的“自救”之道。他说：

治史虽在“知往”，然真能知往，自能“察来”。中国的前途，在我理想上，应该在中国史的演进的自身过程中自己得救。我不能信“全盘西化”的话，因为中国的生命不能全部脱离已往的历史而彻底更生。

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钱穆着重阐发的是“和平”主义

在造就“中国”“中国人”之“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中，钱穆着重阐发的是“和平”主义。它不仅指在西方历史发展之革命性、断裂性状态映照之下的在政治、经济、学术、思想诸方面的和缓进展，更是指与西方之“帝国主义”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精神。

这就不能不说到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及“天下”观念。钱穆深深懂得严肃民族大义、国家意识之历史意义。所以他批评“唐人既不严种姓之防，又不能注意于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而徒养诸胡为爪牙，欲藉以为噬搏之用”为酿成唐代灭亡大祸之根源。但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持“狭义的国家与民族观念”，而是通过历史而观察到：“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主要内涵为主张“放弃褊狭的、侵略的国家主义，而采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义”。此为民族抟成历史绵延的基因。所谓“文化的世界主义”也就是从先秦以来一脉相承的“大同观”，也就是钱先生日后不断有所发挥的“天下”主义。

虽然他也批评到“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但他强调更多、愈到晚年持之弥坚的是：“帝国是西方名称，如罗马帝国。汉代、唐代不能称为汉帝国、唐帝国，因为汉代、唐代都是中国人向心凝结所组成的政府名称。重要的还是一个和合性。”

“和合性”与“分别性”的不同，是钱穆所观察到的中西文化系统之辨的核心观点。在《中国文化对人类可有的贡献》最后一文中，提出“天下”主义对未来世界人类的意义：“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互相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知。”在他看来“中国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纠合在一起的，特色就在“天下”主义，就像“中国”与“天下”之不可分割一样。

从长时段的中国文化的更生之变与夫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建基性文化努力与历史自觉上说，钱穆所成就的“中国主义”历史文化论述，颇有耐人寻味的悠远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