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遗珍互鉴东西文明

一带一路，千年万里。在这璀璨瑰丽的文明之路上，各国在长期的商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中，留下了丰富耀眼的文化遗产。坐落于北京西郊的坦博艺苑中，上千件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物，静静陈列于展厅内。这些罕见而华美的器物，展现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中既有精美的艺术品、佛像，也有日常生活器具；既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也涵盖艺术、宗教等不同范畴。这些珍贵的文物穿越时空而来，是辉煌的亲历者，也是故事的讲述者。

来通杯

酒杯里交融的中西文化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材质，同样的造型。四只陈列于馆中的来通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绝佳见证。来通，rhyton的音译词，意为“角状杯”，早在公元前1500年，就曾在克里特岛出现，是古代西亚和欧洲常见的器物，被富足人家作为酒杯使用。

坦博艺苑中藏有两只分别来自古罗马和古印度的来通杯，前者为纯金狮虎兽头杯，金光璀璨夺目，闪耀着猛兽的帝王之气；后者为古印度的玛瑙牛首杯，温和敦厚，螺旋状尖角的锐气与玛瑙的柔美低调在差异中形成契合。

更为特别的，是一只制作于约公元前1500年的古希腊青铜羊首来通杯。杯身呈羊头状，形态逼真，气质柔和，羊的温驯和沉默，蕴藏于眼神之中；卷曲的羊角略有夸大，与杯身形成和谐的弧度对应，又巧妙地成为酒杯的把手。数千年的历史斑驳了青铜器的外表，整个器身依然呈现出迷人而高贵的绿色。

对于中国人来说，青铜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代表。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文明古国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有专家考证，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西方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而且为东亚引入了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 

如果说这只青铜来通杯的材质与形象，体现着西亚器物对中亚文明的影响，那么另一只唐代的白玉龙首来通杯，则是东西技艺融会贯通的典型产物——龙首造型简约霸气，怒目圆睁，龙须浮现于杯身之上，线条简洁又富有张力。酒杯整体通透莹润，杯口的黄金包边和龙嘴处小巧的圆环，则呈现了唐代高超的金银器打造工艺，更增加了一种盛世独有的奢华气质。

这些发现于丝绸之路上的来通杯，既有西方的器型，又有中国的材质和工艺。据史学家考证，唐朝时期，粟特胡商活跃于一带一路之上，在东西方的商贸与文化往来中发挥重要作用，早期盛行于西亚的来通杯，也跟随粟特人的脚步进入大唐。

犍陀罗佛像

佛学东渐的宝贵见证

佛教造像，是坦博艺苑珍贵文物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众多佛像中，几尊异域面孔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佛像体格雄伟，近似欧洲人；面相额部宽广，鼻梁直通额部，眼窝幽深，像极了希腊雕像中的男子形象。有些到访过云冈石窟的人会发现，雕刻于石窟岩石壁的佛像，有些也带有这样的刚硬风格，面孔气质跟希腊雕塑很是相似。其实，这是犍陀罗艺术对中国佛教造像的风格影响，也是佛学东传的重要凭证。

犍陀罗，是公元前6世纪已经存在的印度半岛国家，其国名为梵文音译，彼时，这个国家东西跨越200公里，是古丝路交通的要冲。这里是佛像艺术的发源地，佛教信仰自此由佛塔崇拜进入到佛像崇拜的新时期。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

坦博艺苑展出的几尊犍陀罗造像，正是佛教艺术造型的代表之作。其中一尊坐佛造像发髻浓密，自然卷曲，面部丰满，高鼻深目，肌肉健美。佛像神态端庄平和，衣纹线条流畅，一肩裸露。下方有僧侣蹲屈做托举姿势，细节清晰，雕琢精美。另一尊站像略为颔首，表情稳重，目光坚毅，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身姿健美，双脚自然分开，站立姿态沉稳。佛像虽有岁月痕迹，但其传达出的平静、慈善之美，依旧有着动人的力量。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艺术伴随佛教东传，为我国的绘画、雕刻、建筑、工艺美术带来了希腊罗马风韵。当时，犍陀罗艺术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并沿云冈、龙门和响堂山三条路线深入我国内地。因此，云冈石窟内的造像具有犍陀罗风格，也就不足为奇。待到达河南龙门石窟后，中国的艺术家已经具有完全吸收印度和中亚风格的能力，造像更富于东方民族气质。但是，在龙门、敦煌的一些造像上，都还带有云冈风格的影响痕迹。

骆驼乐伎俑

墓葬中的胡人风情

俑，是中国古代墓葬中陪葬的雕像。尽管用于殡葬之中，但坦博艺苑展厅中的一组唐代银胎彩绘骆驼乐伎俑，却是流光溢彩，天然带有一种令人欢悦的力量。

银胎彩绘骆驼乐伎俑由七个雕像构成，形成一个完整而生动的表演阵列。其中有文官与武官二人，文官眉眼弯弯，笑意满满，看上去随性温和，还带一点喜感；武官则眉毛上扬，神情高傲冷峻，自带一种威严。二人骑的骏马各有一蹄扬起，呈现着行进中的动感；马的头部则被二者勒住，故而高高抬起，像是在行进中突然被勒令停下，昂首的角度有着一种角力。而七个骆驼乐伎俑，则是七名乐伎，各自手持乐器，坐于驼峰之间。七人发髻盘起，脸型圆润，眉间画有花钿；其衣裳鲜丽，领口与裙装撞色，有一种色彩上的跳跃感。

这组乐伎俑，无论是坐骑骆驼，还是其手持的乐器，都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亦泛指外族人。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胡人骑着素有“沙漠之舟”美誉的骆驼，将农产品、服饰、酒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歌舞乐器，带到唐朝。玄宗开元时，康国、史国均造使献胡旋女子，也有很多乐工旅居长安，带来许多新的乐曲和乐器。

因此，胡人牵骆驼、胡人骑骆驼或骆驼俑是唐代陶塑的常见题材。而这一生机勃勃的骆驼乐伎俑，以“流动演出团”的优美形象，描画着大唐盛世文化融合的动人场景。而那拨动人心的乐曲，也穿越千载，回荡于历史的角落。

净瓶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制造”

净瓶，也被称作军持，大部分以陶瓷或金属等材料制造，是用于装水饮用或清洗的器皿。

坦博艺苑收藏有数枚净瓶，其中之一为金龙纹如意净瓶，另一枚为水晶包金嵌宝净瓶，二者皆为金质。前者为纯金质地，造型圆融美观，龙纹雕刻细腻精致；后者瓶首为奢华水晶，瓶身缀有松石、珊瑚等宝石。按《南海寄归内法传》所述，早期净瓶为印度佛教修行者所用。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外来和尚”使用的净瓶，竟然是中国制造。

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南海一号”古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它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就在这艘沉船上，人们发现了净瓶的身影。根据考古学家推测，这个净瓶很有可能是为海外市场专门订制。

“海上丝路”的南北航线在元明时期达到最大程度的交融，在对外贸易方面，明朝中期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远洋航海的新时代。据史料考证，当时净瓶在东南亚地区需求量很大，许多来自于中国出口。因此，坦博艺苑中所藏的珍贵净瓶，也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发现的亲历者、见证者。

漫漫丝绸之路上，物质文明随着人类的迁徙而移动。这些文物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地区自古以来商贸往来、友好交流的历史，它们承载和传递出的文化信息，对促进当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相互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