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2）

二、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⑤]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⑥]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⑦]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2007～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⑧]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100年前也出现过。1916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⑨]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⑩]2017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 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11]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12]，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2010年的16300亿美元。”[13]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的动荡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14]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15]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