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5）

五、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略和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是有主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是有方向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的，这就是推进人类历史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时代的中国成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历史特点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1]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历史，是近现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它不能不带有这个大时代的一般特点。列宁说：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32]

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美国已从“9·11”时的“一鼓作气”，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再而衰”阶段，现在的美国已进入“三而竭”历史阶段。因此，时间在中国一方。进退失据的特朗普身上已有了当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氏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氏不要华约，特朗普也几乎不要北约了。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有入木三分的评价，认为：“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33]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与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34]195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35]

今天特朗普执政风格已很有些赫鲁晓夫的率性特点。戈尔巴乔夫是将赫鲁晓夫政策贯彻到底的人。基辛格看出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36]

如用基辛格的这个评价预言美国的未来是合适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已是日薄西山。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采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面进攻的外交策略。20世纪70年代，鉴于美国的衰落，1971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讲话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37]苏联的全面进攻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是将整个西方国家推向苏联的对立面并由此耗倒了苏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时代，我们外交政策仍要采用“熬时间”的路线，准备持久斗争。1941年7月15日、18日，毛泽东同志分别复电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38]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大势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同志“熬时间，不伤元气”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方面，新中国外交不乏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也掀起反华合唱。中国安全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在东南方向，美国在越南推进“特种战争”，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在北方，1962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在西南方向，印度借机蚕食中国边界。为了应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同志总体上采取守势策略，但在西南局部方向，亮剑印度，攻其不备。一仗下来，遏止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非法蚕食，同时打破了美、苏、印结成的反华联盟。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对马毛泽东同志的策略表示赞赏：

……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39]

对印自卫反击战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基本偃旗息鼓。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外交由此转入相对主动。

“熬时间、不伤元气”，总体防御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一种积极防御方针，即总体防御、局部进攻方针。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全球大国关系与20个世纪60年代相比已有天翻地覆且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但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仍没有变。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目前，中国大陆解决台湾与祖国分离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尽管从整个太平洋和全球范围看，中国与美国力量对比处于弱势——因此中国宜采取总体防御方针，但在东海一域，中国已具备优势条件。其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目前中国周边出现前所未有的以中国为向心力的合作趋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两面受制的外交困境基本消除。

第二，“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前所未有地缩小。

第三，支持“台独”的美日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地虚弱。

第四，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和台湾岛内支持两岸统一的力量进入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

第五，我们的目标不遥远，因此它不会透支国力。于情，我们得道多助；于理，我们只是在索回本属中国的雅尔塔权利，不触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法权体系。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40]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应是可以优先考虑的选择。

作者：张文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