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墨越狱（5）

第二天一早，程全昭就赶忙离开上海。因为钱已不够回南昌，她只能先回杭州。因为这次“私奔”，程全昭此后被家里人严加看管。

而在南昌的高家骏，等了二十多天也没有程全昭的回音。他着急，方志敏也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

高家骏请了长假，于1935年7月30日抵达上海。送出了方志敏写给李公朴的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离开上海前往杭州。后来因家中失火，其余三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烧毁。

高家骏回到杭州后，居然在第二年十月份偶遇了已被释放的胡逸民。从胡逸民那里，高家骏得知，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家骏、凌凤梧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凌凤梧已被军法处审查，不知所终的高家骏被通缉。

从此，高家骏改名高易鹏（亦写作高翼鹏），逃离杭州，辗转多地，在乱世中艰难谋生。他和程全昭的恋情最终无果。

那时的高家骏还不知道，他碰上的“老熟人”胡逸民，正在赶赴上海的路上，而且他的上海之行，也是为方志敏转递文稿。

据胡逸民口述，方志敏是在7月末的一个深夜里，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他暗暗塞给胡逸民一大包写好和未完成的稿子，恳切地说：“你一定获得释放，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拜托你，拜托你出狱后，找到住四川北路的鲁迅先生……”

这一番恳谈，竟成永别遗言。

8月6日凌晨，胡逸民被一阵镣铐的“哗啦”声惊醒，爬起来一看，方志敏正被几个狱警押出囚室。经过自己的牢门时，方志敏投来一望，再无言语。几天后，胡逸民获知了方志敏被秘密杀害的确切消息。

一年后，1936年秋，在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出面说情和冯钦哉将军的担保下，蒋介石释放了胡逸民。

胡逸民带着方志敏的狱中文稿，赶赴上海去完成他的遗愿。但是等胡逸民11月初抵达上海，却晚了一步——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

胡逸民转而想把文稿交给共产党的组织，然而十里洋场，人海茫茫，一个国民党的元老，怎么可能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正茫然无绪之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救国会”的报道，突然眼前一亮，上海救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章乃器，据说与共产党颇为友善。

胡逸民辗转找到了章家，把方志敏狱中文稿托付给章乃器夫妇，使这部分文稿得以留存下来。

除了程全昭、高家骏和胡逸民这三次传递狱中文稿，据胡逸民回忆，他的姨太太向影心时常到南昌的看守所中侍奉他，得以认识方志敏，也曾为方志敏向监牢外送过信（很可能包括文稿）。

向影心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她是比胡逸民小二三十岁的姨太太，专程从南京到南昌照料狱中的胡逸民，似乎夫妇感情不错。但是没等胡逸民出狱，她却和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队总队长桂永清混在了一起。后来她被戴笠相中，发展成了军统女特务，然后又嫁给了毛人凤……很可能方志敏早就敏锐地察觉到向影心不是那么可靠，在《遗信》中说：“就是你的夫人，现在也表示缺乏勇气。”

向影心传递狱中文稿只有胡逸民的回忆中提到，其传递的内容和流向，只怕会永远是个谜。

千秋青史永留红

几十年以后，高家骏、程全昭和胡逸民，分别用口述或撰文的方式回忆过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过。由于他们都是单线传递，再加上时间太过久远，回忆中难免错漏，彼此间亦有出入。比如高家骏和胡逸民都提到了传递的文稿中包括《可爱的中国》，其实这篇文章是由胡逸民传递的。又比如胡逸民说蒋介石亲自来劝降方志敏，得不到史料支持。

目前，史学界相对公认的是，方志敏狱中文稿，是通过程全昭、高家骏、胡逸民、向影心四个人，分四次传递到监狱之外。但真正让文稿交付党组织的其实只有两次，即程全昭和胡逸民。

这两个人互不相识，也没有任何横向联系，他们经不同路径传递了狱中文稿，中间相隔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这两个人其实都没有把文稿直接交到党组织，而是非常巧合地交给了同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

胡子婴也曾撰文回忆自己接收和转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历，她的回忆非常细致、细节充分，且能够与其他人的回忆和史料相互印证，因而准确度要高得多。胡子婴自己写道：“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也老了,可能有些小的出入……但由于这两次经过印象很深刻,一次是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所以大致没有错误。”她的回忆，特别是她在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过程中的特殊位置，对还原整个过程提供了极大帮助。

“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那次，是去宝隆医院找程全昭。胡子婴就是那个“贵妇人”。当时程全昭问她姓什么，胡子婴不能用真名实姓，就用了母亲的姓氏，说“姓宋”，这才让程全昭误把她认作宋庆龄。

那天，胡子婴碰巧去生活书店，书店的负责人毕云程等几个人正在犯难。他们看了程全昭送的信，得知还有一包方志敏的文件在宝隆医院。信的真伪无法证实，白色恐怖之下，这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设下的圈套。如果不去取，更有可能辜负了那份从狱中冒极大风险送出的文件。

两下为难之际，胡子婴自告奋勇。她不是中共党员，又有社会显达身份，即便是圈套应该也有转圜余地。但是风险依然在，毕云程等人不同意。胡子婴却言出必行。这才由她取回了第一批方志敏狱中文稿，交给了毕云程、胡愈之。

胡子婴回忆，这包文件是密写的，要经过处理才能显出来，而且前四页是真的空白，直到第五页才有文字显出来。“这文件如何到鲁迅先生手中,又如何送到延安,我就全不知道了。”

胡子婴还不知道的是，毕云程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他把显影文稿抄件转到了中央特科。当时的中央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看后，又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接着文稿又由莫斯科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29日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方志敏狱中文稿。

出于对鲁迅先生的尊重和方志敏信中的嘱托，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鲁迅先生确实收到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但并非由他传递给党组织，相反，是党组织转递给他的。

关于这段历史，曾入选中学课本的《同志的信任》虽然与史实不符，但文中的判断一点没错：“鲁迅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所有共产党员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

胡子婴第二次接收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在一年多以后，“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的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烈士的遗稿送到我家。”这个“貌似小商的人”就是胡逸民。胡逸民说，他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