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

秋高气爽，丰收的果实累累。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既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40年来，我国经历了世所罕见的伟大变革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代中国取得一切进步和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背后隐藏着许多人们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引起重视的发展规律，这将为发展理论的创新提供大量新鲜的素材。这条道路具有的几大突出特征，使它所蕴含的机理对发展理论的创新具有独特而巨大的价值。

——世界奇迹。可以说，中国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发展史上最大的奇迹。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外似乎没有一个人预想到（如果说有，就是邓小平同志），没有一种理论预测到。恰恰相反，从改革开放伊始，反倒是有不少西方人、不少西方理论不断唱衰中国、唱衰中国经济，但现实却是中国一直高歌猛进，风景这边独好。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持续发展超过30年。中国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且年均增长率有30多年超过9%。在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依然数一数二。从经济总量比较，二次大战前，日本的工业实力排名世界第六，大体与意大利相当，战后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相继超过英、法、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后又经过十余年的时间超过苏联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其速度与现在的中国相比并不算快。中国在2000、2001年的时候GDP大体与意大利相当，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相继超过英、法、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令人惊奇之处，凡是二战后人口和面积达到中国十分之一哪怕二十分之一的国家没有一个挤身发达国家行列，也没有一个比中国发展的更快的。

——东方文化。二战前的发达国家，大都处在基督教文化圈（仅日本是一个特例）。人们也普遍认为，现代化与东方文化是不相容的。二战后，东方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崛起，使人们改变了以往对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看法。比如赫尔曼•康恩认为，东亚社会所共有的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等。这些“现代儒教伦理”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这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组织都大有裨益。他认为这种“新儒教文化”（neo-confucian cultures）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适合经济增长。但“亚洲四小龙”都是小国或小的地区，而中国作为东方文化圈的代表性大国，其经济起飞是继日本、“亚洲四小龙”之后基督教异质文化圈国家经济起飞的更大拓展，这为人们认识发展的文化动因提供了更深广的实践基础，从而将孕育出立基于东方文化并融合西方文化的发展理论。

——社会主义。虽然资本主义凭借其先发优势，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改良，依然在不少领域占据领先位置。但其发家史背后的血腥、其自身一直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让人们不得不反思这种社会制度的弊端，不得不让人信服马克思主义学说真理的光辉。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指出：“过去，在西方国家看来，西方的治理方式是衡量他者发展及其国际接受度的标准尺度，而西式民主则被认为是检验一国文明与否的唯一试金石。”他认为，目前西方在全球占据的压倒性局面已经趋于崩溃，“西方的衰落已经不仅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事实，毫无疑问，西方的霸权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在目前所有社会发展理论中，其先进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发展就是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最先进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其经验是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

——成功转型。涉及29个重要国家近16.5亿人口的经济转型是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并对经济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在经济转型的早期，“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作为新古典教科书关于经济转型的标准处方曾占据绝对优势，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大都采取了这种改革模式。实践证明，“华盛顿共识”在转型国家遭到了失败，而根本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标准处方的中国改革发展理论却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作为转型大国，中国的经验更促使人们对发展和转型理论进行反思，并有望催生出新的理论模式。

以上四大特征说明中国经验具有不一般的深度和广度，她将丰富国家发展理论宝库，在某种程度上将改变人们的发展思维。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恰如中国革命一样富有神秘色彩，其战略、措施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看来很神秘，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但其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发展原理。正如它产生的绩效出乎人们始料一样，中国道路背后的理论意蕴之深刻、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也将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指出：“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相对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世界。”产生这种影响和改变世界力量的正是成长中的中国道路。美国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指出：中国问题研究是人类可选择的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对人类发展经验的认识。总之，加深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推动发展理论的创新，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是我们前进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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