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从神圣性到世俗性：民国北京中轴线的变迁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国家政体发生根本性变革。北京虽然保留了国都身份，但以中轴线为基准的传统空间结构随着帝制衰亡而丧失了合法性理论体系的支撑。皇城城墙先后被拆除，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通过功能改造，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原有的封闭性城市格局日益瓦解，以皇权为中心的“一极化”政治空间逐渐向“多元化”的社会空间转化。

从皇宫到故宫博物院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发布诏书，正式逊位。皇权陨落，帝制消亡，作为皇权重要载体的北京中轴线的命运也发生重大变化。首当其冲的是皇宫紫禁城。根据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之条件》规定：逊清皇室“暂居宫禁”，此处的“宫禁”特指紫禁城后半部，即乾清门以北、神武门以南，通常被称为“内廷”的区域；而乾清门以南、天安门以北部分（也称“外廷”“前朝”等），包括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文华殿、武英殿等收归民国政府所有。

紫禁城前朝收归国有之初，由于管理混乱，文物流失严重。1913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提出将盛京故宫、热河离宫两处所藏各种宝器运至紫禁城，筹办古物陈列所。袁世凯批准了这一建议，由美国退还庚款内划出20万元作为开办费。1914年2月，古物陈列所在紫禁城前朝武英殿宣告成立。同年10月10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向社会开放，接待观众。

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开始，国会中废除“优待条件”、收回全部紫禁城的提案就不断出现，逊清皇室的生活并不太平。与此同时，宫内收藏的珍贵文物，在溥仪的“赏”“赐”、内务府抵押和太监盗卖之下，大量流出宫外。在1917年张勋复辟帝制的过程中，紫禁城内的小朝廷也有参与。复辟失败之后，力主驱逐的声音越来越高，并且上升到保卫共和体制、杜绝帝制死灰复燃的政治高度，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契机而已。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前线倒戈回京，软禁总统曹锟，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控制北京之后，组成了以黄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政府。11月5日上午9时，时任京畿警备司令的鹿钟麟受冯玉祥之命，携带摄政内阁总理黄郛代行大总统的指令，带兵进入紫禁城，以武力强迫溥仪“出宫”。11月7日，摄政内阁发布命令，组织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故宫公产、私产的区分，并提出了利用故宫成立博物院的计划。1925年10月10日，在多方努力下，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开院典礼。 神武门大门洞开，昔日的皇家禁地一夜之间成为平民百姓自由出入的公共场所，建成近500年的紫禁城掀开了其森严、神秘的面纱。故宫博物院的开放也是继法国大革命开放卢浮宫、俄国十月革命开放艾尔米塔什之后的一次世界博物馆史上的大事件。

天安门前区域的改造

明清时期，天安门前是一个封闭的“T”字形宫廷广场，四周宫墙环闭，属皇家禁地，平民百姓难以进入。广场东西两端建有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清代，长安左门改名为东长安门，长安右门改名为西长安门），向南凸出的部分，止于大清门。大清门与天安门连接在一起的中心御道称“千步廊”，千步廊外两侧按“文东武西”布局，列六部于左，列五府于右，集中了中央机构的绝大部分行政与军事机关的衙署，是各部议事、办公的场所。

清代后期，千步廊内的一些建筑已经开始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是为庚子之变，千步廊再遭严重破坏。次年，《辛丑条约》签署，其中规定将原先分散杂处于宫廷广场东侧衙署、寺庙、民房之中的各国使馆连成一片，建立起东交民巷使馆区，馆区内原有中国衙署、民房一概迁出。各国使馆所在地界自行驻兵防守，划定了统一馆界，形成“国中之国”。

民国建立之后，1912 年，东长安门与西长安门两侧围墙被拆除，天安门前不再是皇家禁地。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开始对天安门至大清门之间的封闭区域实施改造。大清门内千步廊两侧衙署建筑以及东西外三座门相继拆掉，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贯通，明清以来北京城第一次实现了东西之间交通的直线连接。

正阳门位于紫禁城正南方，处内城南垣正中，又称“前门”，在北京内城的九座城门之中建筑规模最大，形制也最为宏丽，有“国门”之称。庚子事变，慈禧、光绪帝仓皇出逃至西安，八国联军在天坛架起大炮，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均被轰塌。事变之后，朝廷下旨在全国征集白银 30 余万两，启动重修工程。 1903年，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开工重建，1906年完工。

由于封闭的皇城位于北京城的中央，城市东西之间的通行只能绕道正阳门，这样一种线路安排凸显了正阳门的交通枢纽地位。在其周围，尤其是箭楼以南至天桥一带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南来北往的商旅汇集于此。瓮城内东西两侧各有观音、关帝庙一座，加之商贩支棚摆摊，十分拥挤。20世纪初期，正阳门东、西两座火车站先后建成，带来大量客流。但正阳门只有一个门洞可供通行，防御要塞式的建筑设计严重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拥堵指数。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聘请德国人罗思凯格尔（CurtRothkegel）为总建筑师，对正阳门实施改造。经过改造，正阳门瓮城被拆除，箭楼孤立，城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各新辟两个门洞，并在箭楼两侧修建了道路，行人与车辆可以径直通过新辟门洞进入内城，正阳门的通行能力大大提升。同时，正阳门东西城垣周边凡有碍交通之商铺、民房全部迁出，增设具有西方风格的装饰性喷泉，并以欧洲方式栽种了树木，周边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另一方面，由于天安门前东西大道已经初步成型。通过改造正阳门，天安门前区域与外城直接贯通。传统中轴线与东西长安街为主的东西轴线交汇于天安门这个中心点，天安门的空间地位被进一步凸显出来。天安门前成为北京城中相对宽敞的开放性空间，这也为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此发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中轴线南段与北段的变化

从正阳门外到永定门这段是北京中轴线的南段。清末以来，正阳门之南的天桥一带也借助于特殊的区位优势，除众多摊商之外，逐渐吸引一批摊贩以及曲艺、杂技卖艺者，新增了戏园、落子馆等。1914年正阳门实施改造过程中，正阳门月墙东西荷包巷很多商铺迁移至天桥，带来许多客流，助推了天桥地区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京南一处非常重要的平民娱乐地带。与此同时，京都市政公所通过平垫道路，改造沟渠，在周边修成经纬六条大街，如华仁路、万明路等，建立了“香厂新市区”，铺设柏油路面，开辟人行道，栽种德国洋槐作为行道树，安装路灯、公用电话和警察岗亭等设施，以为民国都市规划建设的示范。建成于1917年的新世界商场是当时北京最宏大的新式建筑之一。

天坛与先农坛是北京中轴线南段东西两侧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民国建立之后，两坛地位骤然跌落。清皇室将原供奉在天坛的祖先神牌全部撤走，移入太庙，祈年殿及斋宫等处殿堂关闭，随后移交给民国政府内务部礼俗司掌管。1918年1月1日，在北洋政府内务部主持下，天坛被辟为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在此后的近30年间，由于地势开阔，在战乱频发的时代多次成为军队驻扎之地。先农坛于1915年被辟为“市民公园”，售票开放。20世纪30年代，先农坛地区开始修建公共体育场。自景山至鼓楼这段是中轴线的北段。它紧承“前朝”皇城，一直延伸到“后市”。虽然分布在这条线上的建筑均隐藏于紫禁城的背后，但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特色，使其能够俯瞰北京，记录历史。从钟鼓楼远望，由漕运而兴的什刹海，与统摄皇城的景山以及方正规矩、重重帷幄的紫禁城，像一个个音符，构成了一首完整的乐章。

景山位于紫禁城外正北方，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御园。辛亥革命以后，依照《优待清室条件》，景山仍由居住在紫禁城内廷的逊清皇室管理使用。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景山由其收归管理。1928年稍加修葺整理，以公园形式对外开放。景山之北为地安门，成为皇城最北端的屏障。按照“前朝后市”的旧制，以地安门为界，一边是巍峨的皇城，一边是烟火缭绕的居民区。庚子事变期间，地安门被毁，之后重建。民国之后，随着皇城北部城墙被拆，地安门成为一处孤立的建筑。出地安门外，就是地安门大街，也称后门大街。作为“皇城根儿”，这里存有大量王公府第，居住者多为八旗子弟。从地安门以北到钟鼓楼这片区域也成为皇家文化与市井文化的融合区。随着八旗子弟的没落，后门地区渐沦为平民区，商业也随之萧条。

中国自古就有“晨钟暮鼓”之说，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二楼始建于元代至元年间，合称“钟鼓楼”。元、明、清三代，钟鼓楼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司时”，方式是击鼓撞钟。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鼓楼亦被劫掠。民国建立之后，逊帝溥仪依然被允许住在紫禁城中，维持其小朝廷的格局，钟鼓楼的司时功能也延续了下来。直到 1924 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负责旗鼓手的机关“銮舆卫”随之被取消，鼓楼的报时功能被废止。同年，京兆尹薛笃弼将鼓楼改名为“明耻楼”，刻匾挂于楼门之上，并在鼓楼里面陈列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照片、实物等，以警示民众。

辛亥革命爆发，帝制崩塌，支撑原皇权体制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与思想观念逐渐解体，建立在皇权基础上的中轴线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中轴线的完整性遭到肢解，各类建筑通过功能改造，由象征性走向实用性。原有的皇家礼制与等级结构被彻底突破，在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的引导下，城市建设的重点从帝制时代的宫殿衙署转向基础设施，个人的日常需求被凸显，皇权唯我独尊的时代结束了，城市逐渐突破皇权的限制而展示出更多的自由与活力，古老的帝都启动了走向现代城市的最初步伐。

（作者：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