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周公制礼作乐

周代是孔子最向往的时代。他称赞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中“文”指的就是周代礼乐。孔子认为周代的礼仪制度参考了夏、商二朝，最丰富也最完备。孔子毕生都以重建周代的礼乐制度为己任，而这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的创始人，就是周公。

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凭空创造，也并非仅仅制作了祭祀典礼及典礼所用乐歌，而是通过礼乐制度规范了社会秩序，奠定了周代的制度基础。那么，周公是什么样的人？他制礼作乐的背后有何故事呢？

周公其人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书记载，文王在世时，周公就显示出异于其他兄弟之处——孝顺父母，忠厚仁爱，深得文王信任。武王即位后，周公作为辅佐之臣，帮助武王处理了很多政务。在武王伐商时，周公也追随武王上前线。在牧野决战前，周公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战前动员——《牧誓》，为战士们鼓舞士气，最终一举灭商。然而，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武王却由于日夜操劳国事而病倒了。周公见王兄性命危在旦夕，就祈求上天以自己代替武王受难。但天不遂人愿，武王最终还是撒手人寰，只留下年幼的成王和尚未展开的宏图伟业，待周公替他完成。

武王去世后，幼子当国，整个国家人心惶惶。周公为了稳定人心，宣布暂时摄政，以辅佐成王。此后，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他恩威并用，迅速稳定国内局势，建立了政治秩序，最终将权力拱手让与成王。可以看出，周公“制礼作乐”是在摄政期间最后进行的一项工作，其重要性和代表性不言而喻。而在这之前，周公则进行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准备。

“天下共主”的根基

周武王刚刚去世时，周公担心会有一些心怀不轨的诸侯想趁王位交接、新主年幼之机背叛周王室，就主动出面亲自处理各种事务。每当有贤人来访时，周公都必须立刻接见，甚至吃饭和沐浴时也不敢怠慢。周公后来提到这段经历时，还历历在目：“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周公堂堂摄政之尊如此谦卑，这为他赢得了“礼贤下士”的好名声。

但是，周公的勤政爱民在一些小人心中却有另一番含义。有些人借周公摄政之事，在背后造谣，说周公心有二意，想要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不过周公清者自清，也不辩解，只对最亲近的姜太公和他的兄弟召公表明心迹说：“如果我不帮助成王料理国事便会天下大乱，到时候哪还有颜面去面对父亲和兄长呀！”周公尊父敬兄，一心为公，身处高位而恪尽臣守，这些高尚的人格无不体现着礼乐制度的核心精神。可见周公制礼作乐的同时，自己也是践行者。

然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丝毫不理会周公的苦心。

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嫉妒周公摄政，诋毁周公图谋篡位，一时朝野流言四起。此时，纣王的儿子武庚见有机可乘，也图谋复国。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并纠集徐、奄、薄姑和熊、盈等方国部落，掀起了叛乱。周公见状，非常痛心，作诗《鸱鸮》，收录在《诗经·豳风》中。诗云：“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他将叛乱之人比喻成贪婪可恶的鸱鸮，斥责他们既抓走幼鸟还要毁坏巢室，用母鸟的口吻感叹抚养幼儿的艰难。最终，为了社稷安危，周公毅然率领军队进行东征。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平定了叛乱。这时候，周公深切感觉到礼乐的重要性——没有“礼”就无以体现君臣尊卑，臣子就会犯上作乱；没有“乐”，就不能教化人民，人民就不能形成高尚的品格。礼乐相辅相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随着形势稳定，周公开始巩固成果，即“三年践奄”。奄国参与叛乱，是周朝在东方的心腹大敌。因此，周公再次东征，将奄国也纳入统治范围。随着版图的扩张，诸侯数量的增多，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关系便需要有明确的规定。于是，周公以王都为中心，按照血缘亲疏将诸侯分封到远近各地，共同成为周王室的屏障。由此，分封制得以确立和巩固，周王室成为了实至名归的“天下共主”，礼乐制度的政治基础基本形成。

制礼作乐身体力行

为进一步巩固周在东方的统治，周公又与召公在洛水之旁营建了新都——洛邑，并且为洛邑取名叫“成周”，取“周道始成”之意。也正是在这里，周公完成了“制礼作乐”的壮举。

他将以往不成文的祭祀礼仪和音乐，结合现实情况，整理成文，颁行天下，由此形成周代的社会规范。

据学者研究，《诗经》中《周颂·清庙》一诗便是记载洛邑新城建好之后祭祀仪式的盛大场面。洛邑的落成，不仅标志周王朝统治的稳固，更为周礼、周乐文明在天下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窗口。

此时，成长于旧都丰京的成王，在经历了年少丧父、叔父背叛、东征淮夷等一系列大事后，也已成熟不少，足以独当一面了。周公看到成王日渐成熟，非常欣慰。他遵行了当时的诺言，将国政毫无保留地奉还给了成王，自己则从洛邑回到都城丰京。虽然周公不再摄政，但仍心系国家，时刻为国事操劳。为进一步规范政治秩序，他又作《周官》，设官分职，把官僚系统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几大类，规定了不同等级、不同职位官员的职能范围。《史记》记载，《周官》颁行后，大小官员按照规定各行其是，政府运作井然有序，百姓也因此受惠。

实际上，周公还政于成王的做法，本身就是对礼乐制度下“君尊臣卑”理念的最佳示范。

众所周知，古代君主上朝时一般都是坐北朝南，以示尊贵。周公在摄政时也是如此：上朝时，周公一般是站在君主的位置上，面朝南面的诸侯来处理各种政务，直到还政成王以后，他便走下了王座，回到臣子的位置，向北面对着他的君主。即便这个年轻的君主在血缘上是他的侄儿，但是他还是要履行臣子的义务。司马迁形容这是“兴正礼乐”，高度概括了周公率先垂范的人格精神。

周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礼乐之道，还教导他的儿子伯禽也要躬行此道。武王灭商后，将天下土地分封给他的兄弟们和有功的臣子，周公的封地被指定在了鲁地。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政权初建，尚不稳固，加之武王早逝，使得形势更加紧迫。周公为了匡扶社稷，决定留在成王身边辅政。于是，他派伯禽到鲁国担任国君。伯禽到达封地后一直没有音信，直到三年后才回到国都，向周公汇报鲁国的情况。周公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迟，伯禽回答说：“我要变更当地的风俗，改革那里的礼制，需要看着他们为父母服丧满三年，才算是符合您所制定的礼乐规定啊。所以我才这么晚回来向您汇报工作。”

经过伯禽改革后的鲁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礼乐之邦”。即使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侯纷纷僭越，不再尊敬周天子，鲁国依旧忠实地保留着周代礼乐文明的火种。

有一次，韩国大夫韩宣子造访鲁国，看到鲁国的王室还保存着完备的周礼典籍，不禁感叹“周礼尽在鲁矣”。

还有一次，吴国公子季札来到鲁国，鲁襄公邀请他一同欣赏《唐》《大雅》《魏》《招箾》等一系列周乐。在欣赏的过程中，季札心驰神往，由衷地体会到周文明的庄严、大气，连连称赞“观止矣”。所谓“叹为观止”，即由此而来。

通过如上事件可知，春秋时期，鲁国成为儒家文化的策源地，并非巧合。久远的传播历史、浓厚的礼乐氛围、长辈的言传身教，都造就了孔子克己复礼的文化性格，也无怪乎孔子对周公有如此深厚的情感。

制礼作乐的意义

然而周公的礼乐制度，最终还是随着西周的覆灭而走向衰落。礼崩乐坏的局面下，周王室的尊严被诸侯们肆意践踏。但周公的礼乐精神却深深根植在人们心中：各诸侯国依旧在形式上奉行着礼乐制度，未敢明目张胆地僭越；也有不少卫道士奔走呐喊，试图恢复人心，重整礼乐制度。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孔子和孟子，他们不断游说各国当政者，强调礼乐教化的重要意义。虽然成效有限，但却是那个时代不容抹去的光辉。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礼乐制度终于再次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由此影响了中国此后千百年的文明。这从此后历代官制中可见一斑，例如汉代的太常官、唐代以后的礼部，都是专为执掌国家礼乐而设置的。此外，礼乐制度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了史书编纂：在二十四史中，从最早的《史记》到最末的《明史》，无不设置与礼乐相关的“志书”，专述礼乐制度的发展。

“礼乐”，从字面上看，包括“礼”和“乐”两方面：“礼”是具体的礼仪，“乐”则是乐舞。但如果仅仅只是形式上的礼仪和乐舞，绝不能对华夏文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所谓“礼乐”，不仅是形式上的政教制度，更是用来教化人心的思想武器。它由表及里，不仅规范人外在的行为，也强调通过规范行为来规范内心。因此，它同时包含着至高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期许。所以周公制礼作乐，所希望的不只是实现形式上的仪式和礼节，而是要将它作为道德的准则，融入日常的行为当中。近代以来，封建礼教被当作束缚人心的工具加以批判。其实，那些被批判的所谓“礼教”早已失去了礼乐精神的真意。真正的礼乐精神，其意义并非是束缚，而是希望人们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据司马迁记载，当时周公得了重病，临终前也不忘交代后人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表明我不会离开成王的决心。”成周即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可见，他的遗愿是要守护成王，使周的礼乐文明大放异彩。此后，周公也就成为了“礼乐”的代名词。

《论语》中，孔子常常希望自己能够梦见周公，便是希望有朝一日他梦中的那个礼仪之邦能够成为现实。

（作者： 李筱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