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深层原因

[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9）02-0030-05

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是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坚持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及其所派生的一系列主张，在美国被标榜为“政治正确”。但是，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和金融资本之间并不匹配，而自由主义认为二者是没有矛盾的，直到危机爆发、中产阶级衰落、阶层和族群矛盾激化、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抛弃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观念，二者之间的矛盾才表面化。那么，在美国，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到底有什么逻辑？它和金融资本的逻辑是何关系？美国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政治正确”原则如何以及为何让位于特朗普所代表的新民粹主义？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从自由主义公民文化逻辑和金融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及其在金融危机时代的外在表现出发来加以分析。

美国的“政治正确”：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逻辑

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有理性的个体不会像动物那样凭着本能和冲动行事，而是依靠着理性的普遍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理性使人具有同情心、换位思考的能力，可以把自身对自由的渴望也设想在他人身上。一个理性人的行为原则，具有普遍性，可以为另一个理性人所内在地认可和遵循。人的理性能力使人与人之间可以建立起一个普遍的自由权利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天赋的人格权。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对其理性人假设的第一推论和运用，就是人具有人格权，即每个人作为理性人、作为自由意志的主体，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而作为人格主体，人具有一系列不受侵犯的人格权利，例如隐私权、肖像权、身体不受侵害的权利，迁徙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权利等等。人格权是以人与人在形式上、观念上所具有的形式平等性为基础的。黑格尔认为，古代的东方文明就没有达到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性。近代启蒙哲学把人格的形式平等性归结为理性自觉的产物，认为是启蒙运动启发了个人自觉理性之后的产物，也即从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人格权的形成。

第二，不可侵犯的所有权。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是从人的理性的自由意志出发来论证所有权的。所有权是自由意志的对象化、外化、实现、表现和载体。作为自由意志的实现形式，所有权也像人格权一样，具有天然的、永恒的不可侵犯性。当然，人格权是天赋的权利，而所有权是后天获得的权利。所有权的获得离不开劳动。劳动创造所有权成为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另一个补充命题。但是分析这个命题是危险的，所以一般只是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才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不充分的分析。所有权只能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交换和转让，契约关系是自由意志之间相互契合的关系。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来建立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这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这种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私人交换体系，又被亚当·斯密做了一个社会功利主义的论证，即这种普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利益关系是最有利于社会利益发展的。

第三，极小国家的观念。国家这一公共权力也是从契约关系中、从所有公民所认可和裁定的底线共识中来建构的。凡是超越社会契约所普遍认可的、凡是超越底线共识的内容，都是不合法的。这样一来，国家也就只能是一个消极国家，是一个最小国家，守夜人国家。国家是为个人服务的国家，只是为个体提供外在的保障，国家只是个人权利的捍卫者、契约关系和市场博弈的看守者。只有人身自由、契约自由是国家要保证的，幸福、经济关系的调整、文明、和谐、平等、公正等等则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围。私权自治、公权受限、最小国家、分权制衡，成为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第四，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这个结论也是从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理论前提中引申出来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从自由意志的理性个人出发把人格权、所有权、主权等等都看作是人权的实现和表现，既然各种权力机构都是服务于个人的人权的，那么在国际关系上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逻辑上的必然结论。从人权高于主权出发，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会引申出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排外主义等等的主张。

第五，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的主张。新自由主义认为自己所主张的人格权、所有权、契约社会、极小国家等等是最好的制度安排，认为这个制度能保证个体的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天赋潜能，能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和自动均衡，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的发展，能带来个人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保护着市民社会的“最小国家”也是最理想的自由国家。新自由主义认为从自身前提中所派生出来的这一套理论是最优的理论，根据这一套理论而来的制度安排是最优的安排，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尺度和最后希望，因而也成为福山所傲慢地宣布的“历史的终结”。

美国“政治正确”的背后：金融资本的逻辑

在抽象的自由主义公民文化之外，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真实的主体，表现着另一种逻辑，这就是金融资本的逻辑。

首先，金融资本集中表现着职能资本的生产性逻辑。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的垄断资本。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是一般职能资本的生产性逻辑的集中表现。一般职能资本的生产性表现在诸多方面。第一，对货币财富的追求，激发起人们普遍的勤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形式的财富使劳动都变成挣取货币的手段，激发起人们以劳动来积累货币的欲望。第二，资本作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作为迫使别人辛勤劳动的一种所有制关系，其在精力和贪婪方面远超过去一切所有制形式。第三，资本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它使科学技术直接取得了商业价值，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引擎。这和古希腊的情形是不同的，在古希腊，科学研究和生产是分离的，它们分别为奴隶主和奴隶所从事。但是资本不一样，资本直接把科学技术作为扩大剩余价值积累的手段，因而资本关心科学的发展及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第四，资本的流通革命。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世界市场，资本的使命是建立世界市场。资本周转速度越快，赚钱能力越大。资本的目标是使流通时间为零，以时间消灭空间，因而资本的概念中还包含着世界市场的不断革命化。随着世界市场的革命化，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第五，为了给过剩资本寻找投资场所，资本要不断地去探寻大自然的属性，寻求大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在人类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界开发的情况下，人类把自身确立为大自然的支配者。第六，在为产品寻求市场的过程中，资本不断地去研究、开发和完善人的需求，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七，信用革命，也即资本为流通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价值形式、货币媒介和信用手段，方便人们的交换活动。以上都是职能资本的生产性逻辑的表现。作为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形式，金融资本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主体，这些都是金融资本逻辑中的一个方面即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的表现。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集中体现了资本推动人类生产革命的历史使命，体现了资本逻辑中推进人类进步的方面。

其次，金融资本也集中表现着资本的非生产性逻辑。第一，金融资本借助垄断定价权来积累，这是直接从市民社会搜刮财富。第二，地产寻租。在金融资本时代，地产成为一个金融部门，成为向市民社会征收“货币税”的一个部门。第三，股票投机。股票本来的意图是动员社会过剩资本来支持技术先进的企业，但是在现实中股票成为赌博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金融技术的载体，成为金融寡头剥夺中产阶级的手段。第四，操纵国债。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国家最贫穷，国家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公共权力抵押给了金融贵族，而金融贵族支配了国债之后，获得了一系列新的经济上的好处。第五，支配国家政权。支配了市民社会和国债的金融贵族，也获得了直接或间接支配政治的特权，使国家的内外政策从属于金融寡头的利益。通过上述机制，金融资本成为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也即成为寻租性、寄生性、投机性、剥夺性积累的主体。

最后，金融资本的积累逻辑中还包含着生产性逻辑向非生产性逻辑转变和屈从的逻辑倾向。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本身就包含着异化的性质，例如在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之中就包含着：对货币的贪婪、对劳动的过度剥削、对工具理性的崇拜、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人的不合理需求的引诱、对信用的滥用等等。更主要的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自身就包含着危机的必然性，例如，产业资本自身的积累就包含着比例失调、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等导致危机的必然因素。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发生不可避免的危机时，金融资本反而试图通过非生产性逻辑的强化来解决危机。例如，释放流动性、用新的金融泡沫掩盖旧的金融泡沫、增发国债等，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造成了新的更严重的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限制资本的是资本自身。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限制金融资本的是金融资本自身。金融资本生产性逻辑向非生产性逻辑的转变和屈从，就是金融资本自身阻碍自身发展、造成自身危机的原因。这就是金融资本自身内在的深刻矛盾。

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原因：金融资本和公民文化的二律背反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自由主义公民文化逻辑和资本逻辑是表面一致的。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即反对等级君主制或集权君主制、身份制、君权神授等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消灭了等级制度，血缘不再决定人们的身份和地位，人与人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性。但是，在资本积累获得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资本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的时代，自由主义公民文化逻辑和金融资本积累逻辑之间的矛盾，就不能安稳地共处了，而不可避免地使冲突表面化。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经过新的抽象化过程而转化为新自由主义之后，就更是如此。这是因为：

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遮蔽了金融资本的逻辑。新自由主义使资本的逻辑消失于抽象的公民文化的逻辑之中。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把现实的人理解为抽象的人，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而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把个人理解为抽象的而不是处于生产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把所有权理解为自由意志的实现形式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新自由主义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它难于理解的。

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放纵了金融资本。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会导致经济的自动均衡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会带来一个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形社会。但是，在现实中，新自由主义只是放纵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放纵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中产阶级主导社会的神话遭到破产。

新自由主义无力解决金融资本造成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中，市民社会是自我均衡的，国家不能干涉市民社会内部的自由，而只是为市民社会的运行提供外在的保障。新自由主义只允许最小国家、极小国家的存在。新自由主义把大量应该由公共权力调节、监管和掌握的权力拱手交给了金融贵族。这样设计的公共权力无力解决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市民社会的矛盾和分裂。金融资本自由地支配市民社会，造成了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理念中的公共权力无法遏制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无力克服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无力解决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加剧了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危机。在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危机面前，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求助于自身设计和维护的极小国家来解救自身的危机。但是，国家拿什么来救助金融资本呢？在最小国家的制度安排下，国家已经负债累累。那就只能借钱。向谁借钱呢？向金融资本借钱。可是金融资本已经陷入危机。那就只能是开动印刷机，发行货币。而在自由主义的制度体系下，货币发行权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联合的大金融资本家，例如属于像美联储这样的机构。结果就成了这样：为了救助金融资本自身造成的金融危机，国家要向金融资本借钱，而金融资本也就印发更多的货币借给国家，而国家再通过救助金融危机，却使自身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如此，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救助危机，还造成了通货膨胀，使本已贫困化的社会生产者阶级再次遭到剥夺，导致矛盾更加激化。新自由主义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反而更加剧了危机！

在金融资本的实际统治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最终否定了自身的前提。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前提假设、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中产阶级主导的橄榄形社会观念、极小国家的制度理念、“人权高于主权”、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等等，都面临全面危机。当资本逻辑处于上升期时，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可以顺利地确立自身的文化领导权。但是，当资本积累走向下降期时，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文化领导权就必然暴露其虚弱性而走向反面，而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中所引申的“政治正确”原则，也会遭到抛弃，这就是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原因。

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方向及新民粹主义崛起

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秘密在于使资本的逻辑消失于公民文化的逻辑之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资本获得了主导全球化的支配权，新自由主义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秩序，在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金融贵族的权力，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寄生性、虚拟资本的膨胀和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了大面积的失业和大尺度的社会分化，打碎了中产阶级主导社会的梦想。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积累秩序造成了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而新自由主义对危机的救助方式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加剧了危机。美国是形式上自由的国家，但这个自由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债务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美国的中产阶级、无产阶级普遍地陷入债务关系之中。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在美国申请破产的人群正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欧美中产阶级的危机导致了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今天法国的黄马甲运动。

在普遍的社会危机和失望情绪中，新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通过操弄新民粹主义改变了美国传统的“政治正确”路线。通过操纵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放弃多边主义，施行单边主义外交策略。放弃了“人权高于主权”“美国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美国是人类自由的最终形式”“美国是国际社会的最后希望”等一系列传统“政治正确”观念。

新民粹主义思潮反对“政治正确”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只是试图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性论色彩，减轻金融资本积累的不必要的负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资本积累的发展，其内在危机达到系统性爆发的程度。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已经不再能够为金融资本的逻辑进行庇护和辩护，自由主义公民文化逻辑和金融资本逻辑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矛盾公开化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及由其派生的“政治正确”原则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负担和障碍。抛弃这一障碍，使金融资本在不承担其道义责任的情况下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这就是特朗普新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当然，特朗普的新民粹主义以及他抛弃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政治正确”原则而为金融资本寻求出路的企图，并不能真正解决金融资本自身的内在逻辑矛盾所导致的危机，而只是使危机深化了和转移了。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8BKS08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8XZD08〉）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前线杂志社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