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分离看我国经济安全

美国对我国挑起经贸摩擦，企图通过极限施压遏制我国经济，既折射出美国经济衰退与我国经济崛起日趋碰头的现实图景，也隐含着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日趋激化的深层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对立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高度分离的结果。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分离不仅造成美国今日之困局，也将影响世界未来之格局。深入分析其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经济形势、筑牢安全底线、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理论上看，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独立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金融资本起初只是不受它支配的两极之间的中介运动，通过某种简单的让渡，金融资本不再仅仅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而是作为财富的绝对形态，从产业资本中产生出来，自行保存、自行增加，当增加成为目的本身，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就分离了。当这种分离达到极大程度，金融资本就造成了帝国主义。此时，金融资本相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产生了绝对优势，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占据了统治地位，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不同于其余一切国家的特殊地位。列宁将其界定为从一般资本统治过渡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并进一步分析，这一过渡同时伴随着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的尖锐斗争。可以说，金融资本来源于产业资本，又反过来获得相对于产业资本的绝对优势。为了获得并保持这种优势地位，经济战争成为金融资本消灭竞争、谋求垄断、掠夺财富的武器，越来越多地被有预谋、有计划地反复发动。

从历史上看，西方资本主义的演进历程，不仅伴随着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还出现了跨国金融资本与民族产业资本的分离。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分离是资本形态的分离，跨国金融资本与民族产业资本相分离是资本形态和资本主体的双重分离，最典型的当属美国。一方面，跨国金融资本多方打击美国财政系统，数次将美国逼入流动性短缺困境，最终获准成立由其绝对控股、掌握货币发行权的私有中央银行——美联储，使建立在债务货币、私有央行基础上的美元体制成为一种“合法存在”，使通过收取铸币税、超发货币转移财富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另一方面，跨国金融资本通过注入货币、紧缩银根、兼并收购、信贷复苏制造周期性经济危机，冲击实体经济、掠夺优质产业，使财富进一步向自身以及与之联盟的工商企业集聚。然而，跨国金融资本的根本利益在于自身而非美国，大量收益没有重新进入美国财富循环，而是成为下一轮经济掠夺的武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注资跨国投资银行，无暇顾及备受打击的美国实体产业，进一步加剧了财富转移和贫富分化。

从实践上看，我国市场经济在全球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高度分离的背景下展开，在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矛盾激化的时间窗口崛起。这决定了我国经济必将面临并且已经面临多重矛盾和张力，既有来自美国产业资本的“看得见”的竞争、对抗和打压，也有来自跨国金融资本的“看不见”的渗透、布局和攻击；既有来自全球金融创新的“外源性”脱实向虚压力，也有来自我国经济发展自身的“内生性”金融离心冲动。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准确把握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分离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影响，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方向不变、宗旨不改、进程不断。一是在保持定力扩大开放的同时，加强金融风险评估预警，从货币源头、流动网络、结算清算、信用评级、金融创新等各方面进行监测，全面梳理传导机制，沙盘推演金融风险，进行有效预调微调，避免因外部攻击引发经济危机和国民财富流失。二是在加快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既要警惕跨国金融资本以融资为诱饵拉拢、培植境内买办和代理人，变相控制我国经济命脉，也要防范国内企业以“走出去”为名大量向海外转移资产，阻断国民财富积累，削弱实体经济基础。三是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把握经济发展战略主动权，统筹开放与主导、发展与安全、内部与外部、当前与长远，审慎研判不同力量板块的利益关切和内在分歧，推进构建公平公正、和平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实现经济稳步提升。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四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