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全球金融资本危机成本

若把此次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发生的背景和一般经验过程纳入政治经济学为框架和制度经济学为方法的研究，可以看出：此次由金融资本核心区爆发危机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进入到第三阶段——金融资本阶段的表现。其与第一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和第二个产业资本扩张阶段，资本主义危机也都有不同的表现。

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之历经的三个不同阶段中，有一条基本规律贯穿始终：在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利益集团）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而推动制度变迁，并不断将制度成本向边缘、半边缘国家转嫁；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代价来应对，尽管具体的途径和方式有所不同。

本轮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相关性的基本判断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以来迅即演化而成的全球经济危机，若仅从一般现象来看，其原因是泡沫经济的破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其中发达国家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70%以上，美国约占其中的50%。因此，从比较长的历史时间来看，它是一个本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为内涵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之内生性、综合性的财政和金融问题——政府依赖的财政体制和政府强权作为信用依据的金融体制，都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运转的核心内容。

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的危机，因此，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本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之所以引发街头政治动乱，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内在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状况

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差异显著；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的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十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2009年全球债务中，前十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的将近80% (79.09%)，除中国和印度属于发展中国家外，其他8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

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救市”．需求，西方国家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转嫁危机的宏观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为深远的措施，仍然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务。在危机压力下明显地具有饮鸩止渴性质的、体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内生的“竞劣机制”的国家竞争中，仍是美国为甚，其政府债务规模迅即增至高达14万亿美元（2011年1月数据），与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财政绑架金融”，即财政赤字危机借助滥发货币缓解而发生金融危机；此次发达国家则表现为典型的“金融绑架财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急剧增加，尤其是美、英、日、西班牙、冰岛等国，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美国增加了20多个百分点，英国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曾爆发过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仍未摆脱困境，政府债务和外债居高不下，比如苏丹、阿根廷等。

要应对庞大的政府债务，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这些政府债务往往与国民福利尤其是构成枣核型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利益紧密关联在一起，改革将遇到的国内阻力相当大。

政府债务危机首先从欧洲国家爆发的原因

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国家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从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可采取的应对手段来看，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这些欧元区国家放弃了货币主权，而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向社会转嫁危机。

也就是说：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就好比经济上的自断骨肱一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