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4）

四、克服“欧洲中心论”消极影响 加强非欧美国家历史研究

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专门提出来？就是因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使在今天，很多学术研究中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以前，有不少世界史中没有亚洲、非洲，这叫什么世界史？这就不叫世界史。但是在西方人眼中，这就是世界史。“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非常深、非常远，也非常广，我们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因此，要用科学研究的成果、用实际行动来消除“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三个方面。

其一，如何把对非欧美国家，也就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研究切实通过一些标志性成果和代表学科发展方向的重大选题体现出来，切实培养这方面的高层次、高水平研究人员。

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作出了一些努力。举例来讲，近几年我国社科基金的一些重大项目立项包括：“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新编日本史”“犹太通史”“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东亚史上的‘落差—稳定’结构与区域走向分析”“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中日韩古天文图整理与研究”“前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年代研究”“西沙群岛出水陶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多卷本非洲经济史，这些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方向性内容。

其二，在对非欧美国家的研究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体现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知识体系和概念体系。

研究非欧美国家发展时，一方面要吸取国际学术界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不能将我们自己的理论、结论用西方的概念、西方的术语、西方的理论体现出来。这是我们要有意识解决的问题。

举例来讲，中东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有关中东问题作为国际政治热点问题研究之一的历史学作品大部分是英语作品，而中东国家的学者关于这方面的作品比较少，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东国家的学者本身的作品就比较少，因为中东国家长期处于战火、战乱、动乱之中，在经济文化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的相关学术著作就比英语国家的作品要少；二是我国缺少能够流利、准确地用中东国家的语言来翻译他们作品的高级专门人才，我们在短时间内不能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我们不能把它停留在口头上，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其中一个实际行动就是要在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观点、中国的立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感情和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表现出来，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尝试和努力。

其三，我们在对非欧美国家的历史研究中，要汲取国际学术界的有益研究成果，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学术合作，共同完成这方面的研究。这里的学术合作、学术交流既包括国内学者的合作和交流，也包括国际学者的合作和交流。

举例来讲，李春辉教授写的《拉丁美洲国家史稿》（上下），是我国学者第一部拉丁美洲史著作。直到现在，这部作品仍是中国世界史学者、世界史学生学习拉丁美洲史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李春辉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了对于拉丁美洲史研究的非常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立场和中国世界学者的感情。

中国虽然与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距离遥远，但我们有着类似的经历和遭遇，又面临很多共同的任务，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国家历史。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国家的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对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之上，要建立在对中国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上。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研究不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概念、理论、术语，而是表现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立场，得出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国老一辈学者在很多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张闻天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有一部手稿的名字叫《西洋史大纲》，该书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西洋史大纲》这本书很特殊，它完全是影印版。《西洋史大纲》是张闻天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房龙的著作《人类的故事》翻译而成。张闻天在翻译《人类的故事》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这本书既然是讲人类的故事的，为什么鲜少提到中国与印度？可见，这是一部典型宣扬“欧洲中心论”的作品，因此他把书名改成了《西洋史大纲》。也就是说，这本书主要是以欧美人为中心的，这是渗透着西方人“欧洲中心论”的一部作品。《西洋史大纲》这本书非常重要，张闻天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就是如何自觉地批判、抵制“欧洲中心论”，如何自觉地通过学术研究、科学知识的传播表现自己的立场和感情，这也是中国世界史学者最需要的。通过读《西洋史大纲》这本书，我们也能感受到张闻天鲜明的立场，他把学术研究、科学研究与争取人类自由独立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非常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