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1926年写的《平克尼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的主题[1]，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如果将这句谶语式的判断进一步扩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灾难就是今天特朗普的机会。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曾给美国军工集团带来“盛宴狂欢”，今后如果中国和俄国不能被吓倒或打倒，为了还钱，那特朗普转移国内危机的可能方向就是欧洲，而欧洲再次分裂又为特朗普准备好了对其进一步施害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基于当时美国经济对美国军工资本深度依赖的事实，一直坚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战略判断。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20年后，毛泽东依然坚持这一看法。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讲话中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3]毛泽东这个判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物主义的正确判断。
四 和平还是战争？
这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确没有爆发，这个和平期甚至比邓小平“至少十年打不起来”[4] 判断要长得多。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依赖路径在尼克松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军工复合体”资本集团，当战争结束后，这个集团就反客为主成了左右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在尼克松之前美国外交的重要政策都要优先满足这个资本集团的利益，而新任总统的第一要务是为这个政府财政的最大“借贷方”寻找市场——军工的市场就是战场。因此不断地制造战争便成了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任务。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危险，他执政期间结束了朝鲜战争，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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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2]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4]《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5]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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