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共赢：为亚洲文明复兴注入新动力 （2）

因为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是各个国家人民之间，最基础最基本的交流与合作。并且，经济领域的合作基础得到夯实，其他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就容易得到更加强有力的保障，文化文明的交流与合作也容易更加长远。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是文明文化交流合作的内在动力、物质支撑、长远后劲的原动力。

葛红亮：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亚洲地理边缘重要的连接地带，东南亚是沟通东亚与南亚、中东地区的重要枢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显著的多元文明共存的局面，进而成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研究的重点。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由来已久，而历史告诉我们，文明互学互鉴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恒久弥新的重要推动力。

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互学互鉴虽然历经演变，但却推动着双方的进步。历史上，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互学互鉴总体上经历了四次演变。第一阶段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社会进步与多元文明的形成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先进文明与生产力“南下”输入东南亚地区；第二阶段则是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文明互鉴进程被打断，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东南亚为根据地“北上”传播，这持续到二战结束以后；第三阶段则发端于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不仅从东南亚地区引入大量资本、生产技术，而且还在管理经验和制度层面取经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而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促进性因素；第四阶段则发生在当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互相学习和取经，中国在改革开放短短40年时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东南亚国家开始向中国学习，例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所提出的“向东看2.0”版。上述演变表明，中国与东南亚文明互鉴推动着双方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同时也启示我们，平等往来与互学互鉴是中国与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关系不断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新中国在成立后为促进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努力

主持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可否介绍一下中国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有哪些努力和实践？

欧阳雪梅：早在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由此开辟的丝绸之路是最有影响力的古代国际文化交流路线，被视为文明交流的典范和象征。汉、唐时代既是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时代，同时也是民族主体意识高扬、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在积极建设新文化的同时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制于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国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少数西方国家，在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卫生、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文物、图书、博物馆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交。两国政府签订了1965年至1966年文化交流计划，这是中国与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的文化交流计划。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把握国际环境变化的契机，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推进全方位开放合作，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不仅推动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而且于1979年初访美，并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此后中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中外文化交流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内容之广、信息传递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目的不是用它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反映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贯彻了中国和而不同、互利共赢的共生思维，超越了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对立，极富建设性和创新性。坚持正确义利观，秉持普惠、平等、开放、包容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念，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些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一带一路”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联合国文件接受。伴随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迈进,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扩大，将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正在创造更加辉煌的文明，将为亚洲文明再度复兴注入新动力

主持人：亚洲民族、宗教、文化多样，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加强交流、加强沟通，把亚洲多样性转化为扩大交流合作的动力，推动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这方面有何突出贡献？

钟飞腾：从经济角度，更能看清楚中国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亚非拉”这个概念开始流行时，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人均GDP不到非洲的80%，不到拉美的40%，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这种落后，一方面是源于西方的强势崛起，但另一方面也是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的落差，亚洲国家的文明主要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而19世纪后期入侵亚洲的列强都是工业化国家。

为此，不少亚洲国家奋起直追。一方面，1967年东南亚五个国家成立了东盟，在制度创建上比万隆会议更进一步，将地区合作加以机制化。另一方面，东亚开始形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的经济相继起飞，被世人称为“亚洲四小龙”。

1978年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文明古国对本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同时也意味着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国下决心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亚洲一些经济体的经济腾飞，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推动下，有关亚洲价值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其核心正是传统的儒学。从一定程度上说，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再度唤醒了人们对本国文化和传统的敬重。

1988年，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针对所谓“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的说法指出：“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1992年，中国政府最终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融入地区生产网络，一个强大的中国重新成为亚洲稳定的基础。历史表明，当中国强大时，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地区秩序是比较稳定和开放的，而当中国陷入内乱和国势下降时，整个地区形势也将陷入动荡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中国复兴，亚洲的和平与发展是可以期待的，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是值得期待的。

葛红亮：当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也让东南亚国家看到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重要价值。在这一情形下，“中国元素”一再出现在东南亚国家大选中，在这些国家出现了“向中国学习”或学习“中国经验”的呼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东南亚青年来中国学习和培训。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国家治理经验、企业管理、交通运输先进技术与新兴经济拓展等方面正在进行更多、更务实的交流、互鉴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