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从孙武到孙膑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表明战争在国家的创立、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国之间争霸、兼并的升级，旧有的受礼乐文化影响的军事思想、军事组织已无法适应战争发展的形势需要。加之宗法封建制度的不断瓦解，曾经为官方所垄断的思想文化随着贵族阶层的下移及讲学活动的兴盛流传到了民间，为各种思想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早期的军事思想快速发展，产生了以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兵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出现在春秋后期的孙武及其后代孙膑。

从仁义礼让到奇兵权谋

在春秋前期，礼崩乐坏的发展程度还没有像后期那样彻底，中原华夏国家的霸主与各诸侯国之间仍然维持在一个基本的礼乐格局之下。由此，当时的战争也呈现出一种礼仪性战争的形态。

所谓礼仪性战争，指的是在这一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不以吞并消灭敌方的国家，或是杀伤敌方的人口等有生力量为目的，而意在使敌方屈服，以获得对方的臣服与朝拜。这一方面是由于春秋早期，各国军队的主体仍然是贵族和居住在城邑及附近的国人，战争往往表现为贵族之间的竞技；另一方面，贵族们共享着一个自周公以来共同的礼乐文化氛围，而战争同样也要符合周王朝的礼制，在礼乐的框架下进行。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司马法》就保存了周代礼乐文化影响下的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重要表述。

在《司马法》中，对于战争之“礼”的要求甚至超过对军事思想的阐述。它的战争观以仁、义为最高原则，强调战争必须符合正义，只有在正义的动机之下才能发动战争。同时主张战争要以仁为本，认为战争不能违背农事，也不能破坏敌方的农业生产；不能在敌对国家的国君大丧期间发动战争，也不能在敌对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发动战争。在战争过程中，要爱护敌对国家的百姓，不破坏他们的房屋财产，也不破坏他们的自然资源；对敌对国家的老弱病残要加以保护，在敌人受伤时要为其提供药品。总之，一切以仁为最高原则，体现了周礼影响下贵族战争的特征。

然而随着各国战争的不断升级，华夏边缘的所谓“蛮夷”国家逐渐崛起，战争进一步扩大化。战争的主体也由原来的贵族、国人扩展到了庶民，旧有的战争形态迅速发生改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面对楚军仍然奉行礼乐文化所要求的仁义之道，而最终被以“蛮夷”自居的楚军打败。这表明古老的军事思想与礼乐文化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军事思想的转变与发展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这一时期，早期兵家的集大成者——孙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孙子兵法》和重时趋变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孙武是齐人，以兵法十三篇见用于吴王阖闾。吴王阖闾是吴王诸樊之子，取得王位之后，在楚国旧臣伍子胥的辅佐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富国强兵，试图建立吴国的霸业。这时，孙武在吴国已经著成了兵法十三篇。在伍子胥的多次推荐下，孙武获得了吴王阖闾的接见。孙武当着吴王的面，将吴王的一百八十名姬妾训练为战兵，获得了吴王的认可，由此受到重用，成为吴王的客卿。此后，吴国向西进兵，攻打楚国。在这一过程中，吴王从孙武这里得到了大量政治军事上的建议，孙武也由此为吴国打败楚国、创建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尉缭子·制谈》中记载，孙武“提三万之师，而天下莫敢当”。这说明在吴楚战争中，孙武不仅作为吴王的客卿，提供了大量用兵建议，而且作为吴将，指挥了吴楚之间的重要战役，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在吴楚柏举之战中，充分体现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比如速战速决、半渡而击等。这些都能在《孙子兵法》中找到相关的内容与篇章。在柏举之战中，孙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帮助吴王实现了“西破疆楚，北威齐晋”的战略目标。后代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对此评价道，孙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灭齐晋”。孙武的军事思想及其军事成就在当时就受到世人的肯定与赞扬，而其军事思想的结晶——十三篇《孙子兵法》也为历代所传习。

《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兵书，自面世以来，备受推崇。它继承和发展了自古以来的军事思想与军事理论，并进行了系统论述。从发动战争前的谋划，到战争的准备、兵力的配置，以及战争过程中具体战术与会战的策略、行军与使用间谍的法则等等，都囊括其中。

《孙子兵法》凡十三篇，其中每篇都以“孙子曰”为开头，文辞简洁流畅、逻辑清晰、比喻生动，不仅展现了孙武丰富深邃的军事思想，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孙子兵法》还深受早期道家思想的影响。孙武认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他将兵法的运用与自然世界中水的规律结合起来，这与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八章中“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对水的推崇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孙子兵法》同样体现了早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孙子兵法·计篇》中，孙子主张为将者必须具有的智、信、仁、勇、严五种德行，这非常接近于孔子以及后世的儒家思想中对人的道德伦理的要求。

另外，兵家的思想主张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兵家强调战争要重视“时”的作用，提出“发火有时”“以时发之”等思想，这与《易传》中重视“时”的作用相一致。清代魏源曾指出“《易》，其言兵之书乎”，强调它与兵家的《孙子兵法》，“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

可见，兵家思想绝非纯粹的战争军事技术的产物。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了先秦时期各种丰富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兵家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其他各家思想，为后来思想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膑兵法》与战以合道

在孙武之后，孙武的后代子孙孙膑，也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兵家代表人物。

孙膑出生于阿、鄄之间，早年与庞涓共同学习兵法。庞涓后来到了魏国，受到魏国的任用，成为魏惠王的将军。庞涓因为嫉妒孙膑的才能，就将孙膑召至魏国，假借罪名对孙膑施以酷刑，砍去他的双脚并施以墨刑。后来齐国的使者到了魏国，孙膑以刑徒的身份偷偷去拜见。齐国使者觉得孙膑是个人才，便将其带回了齐国。到了齐国之后，齐将田忌欣赏孙膑的才能，善待他。孙膑也为田忌出谋划策，就有了田忌赛马的故事。田忌趁机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王非常赏识孙膑，并拜他为师，学习兵法。

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危急就来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派孙膑为大将。孙膑因自己曾经受过肉刑而拒绝了齐王，于是齐王改派田忌为大将，而以孙膑为军师，参赞谋划。田忌本打算率兵直奔赵国，以解赵国之围，但孙膑却认为要解决魏赵两国的混乱局面，不应增加混乱，而应针对对手的要害进行打击，便提出了围魏救赵的策略，为田忌所认可。齐军兵临魏国首都大梁，魏军果然解除了对赵国的包围，与齐军战于桂陵。此战齐军大破魏军。

十三年后，魏国与赵国共同讨伐韩国。韩国又来向齐国求救。于是齐国再次派田忌为将，率齐军直逼魏国首都大梁。魏国的大将庞涓迅速解除对韩国的包围，返回魏国。而此时齐军已经越过魏国的国境了。孙膑提出，善于战争的人应当因势利导，三晋之人都以为齐军胆怯，那么齐军就假装成胆怯逃亡的样子，以麻痹魏军。田忌采用孙膑的建议，成功使庞涓相信齐军已经胆怯逃亡，便弃步军，率精锐部队轻装前进。孙膑在马陵设伏，果不其然，庞涓经过此地。齐军的伏兵万箭齐发，射杀了庞涓，魏军大乱，为齐军所破。齐军乘胜而进，大破魏军，虏获魏国太子申而归，孙膑也因此一战成名，其兵法得以流传于后世。

在《孙膑兵法》中，孙膑集中论述了自己的军事思想，即以“道”为中心，强调战争要符合“道”的规律。

孙膑认为，战争首先是君王行道的工具。先王行道于天下，单靠政治的治理与道德的教化是无法做到的，于是就得借助战争的手段加以推行。战争是政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战争不可轻易发动，对待战争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好战必亡。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兵家在战争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即不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战争本身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孙膑还强调战争中“势”的作用，并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提出“因势利导”的作战思想。“势”本身也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概念。在《易传》等先秦思想典籍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对“势”的阐述与强调。在战争中，“势”指的是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包括军事力量的布局、战场的情况，以及主将与士兵的心态和气势，是一个高度抽象性的概念。而战争想要获得胜利，首先就要创造自己一方的优势，而使敌人落入劣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要避开敌方的锋芒，待敌人军势消退后再加以反击。这都体现了孙膑善于使用“势”的军事思想。

对于“势”的强调，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军事思想，与儒家、道家、法家等其他思想一样，具有共同的特征，即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展现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辩证法思维在军事思想当中的运用。

兵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古代兵家，发展出了一套系统而丰富的军事思想，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