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诩的增灶和孙膑的减灶妙在何处

或许有人会问，你这个题目是不是也想恶搞，来个“关公战秦琼”？孙膑是春秋战国人，虞诩是东汉人，相差了上千年，他俩怎么会较上劲儿呢？实际上，这里说的是虞诩不迷信孙膑用兵之法的故事。

“孙膑减灶赚庞涓”，是古代兵家之争一个很成功的范例。当时齐军为救赵国，直捣魏国都城大梁，魏军闻讯急忙回救。齐军统帅孙膑为了麻痹敌人，诱敌深入，第一天命令兵士造灶10万，第二天又命令减灶到5万，第三天减到了3万。魏军统帅庞涓追了3天，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兵胆怯，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们进入我的地盘才3天，士兵已经逃跑了大半。”于是亲率轻兵，穷追猛进，结果中了孙膑的埋伏，在马陵道兵败身亡。孙膑是著名的军事家，又是“兵圣”孙武子的后代，对他的成功经验，后人在叹服之余多有效法。可是，虞诩在一次用兵中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了“增灶”之计，以致令部下大惑不解。

那是一次羌兵大举进犯中原，虞诩被派往武都做太守，以抗击大军压境的羌兵。羌军知道这个消息后，派兵万余，企图把虞诩拦在陈仓崤谷一带消灭掉。虞诩来到陈仓，了解了敌人的意图，一边暂且按兵不动，一边故意放出消息，说要上书朝廷搬救兵，等援兵来到后一起进发。羌兵得到了这个情报，信以为真，便分兵抄掠附近各县。虞诩趁着敌军分散的机会，连夜插入敌后，一天一夜行军将近200里。他命令部下每人造两个灶，使军灶的数目一天增加一倍。羌军见虞诩的军灶一天天增加，以为援兵来了，便不敢追赶。

当时，帐下曾有人不解：“孙膑以减灶取胜，你反而增灶，为什么要这样呢？兵法上说一日行军不可超过30里，以防意外，你却让一天行军近200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虞诩回答说：“兵无常兵，阵无常阵。敌人兵多，我们兵少，走的慢就容易被敌人追上，快一点走，敌人就摸不清我们的踪迹了，这是我为什么要日行200里的原因；增灶是为了给敌人以错觉，让他们看到我军灶一天天增加，以为是武都郡的军队来迎接我们了，让他们以为我们人多，又见我们行军很快，就不敢来追赶了。孙膑用计虽妙，但不可照搬。我们面临的情势，同孙膑当时的情形不同。孙膑为了麻痹敌人，引诱他们追赶，所以用减灶的计谋故意示弱；而我们兵力少，需要吓唬敌人不敢追赶，所以改用增灶的办法来示强。战场形势不同，战略战术也应有所改变。”一番话，说得众将官心悦诚服。后来，由于虞诩用兵有方，击退了羌敌的侵犯，武都郡的百姓得到了很长时间的安居乐业。

虞诩同孙膑较劲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他没有迷信孙膑的权威，照搬“减灶”做法，而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显然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属于唯物认识论思想范畴。这种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不是主观对客观的简单、直接摹写，而是一种能动、创造性的活动。作为认识活动结果的认识，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再现。人们为了从事实践活动，不仅要反映事物的现象，而且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人的正确认识应该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客观世界发展变化了，认识也应随之发展变化。倘若虞诩迷信“权威”，照搬照套，事情的发展恐怕就会是另一种结果。

虞诩增灶退羌兵，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对别人的经验和书本上的理论，既不能轻视排斥，又不能迷信照搬，而要根据具体情况，应时而动，因事制宜，灵活性运用。只有注意了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才会真正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能动地做出有特色的工作。据说，明代医药家李时珍小时候看了一本《本草经集注》，便问他父亲：“书里讲巴豆会泻死人，有这么回事吗？”他父亲回答说：“家里有巴豆，拿给病人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李时珍就拣了一些巴豆给病人作试验，结果出乎意料，反而治好了一个妇女患了5年多的慢性腹泻病。接着他就用这种方法替人治腹泻，竟一连治好了上百人，以事实证明了书本上的曲解。我国古代有个所谓风土论，说南方作物不能在北方种植，北方作物也不能种植于南方，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不迷信这个说法，偏要进行这方面的试验。他把甘薯从福建移到上海，又在天津郊区开辟水田，种植南方水稻，均获得了成功。

现代也有这样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夏天，天气长时间炎热、干旱，人们十分渴望下场大雨。按照老农多年看天的经验，“今日热得很，明日下雨靠得稳”。由于当时气象预报条件不发达，广西省有个气象站根据这条农谚，对当天的气候作了有雨的预报，结果非但没有下雨，而且越热越旱。农谚怎么不灵呢？他们对以往搜集积累的资料作了仔细的分析比较，才弄明白：原来，热有闷热、干热之分。天气又闷又热，说明湿度大，才会有雨下。如果光热不闷，就只能越热越旱了。根据这一分析，他们对老农看天的若干经验进行了联系分析，归纳出了多种预测方法，预报天气的水准有了显著提升，成了全省小有名气的气象站。这个气象站的做法，其实也是运用唯物认识论作指导的一个生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