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公共图书馆的兴起

自宗教改革以降，国家与社会从基督教世界中逐渐显现出独立的力量，欧洲图书馆也在这一世俗化过程中展现出其多元类型与特点：有体现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国家图书馆，有培育地方文化生活的市镇图书馆和教区图书馆，有推动学术进步的大学图书馆、专业协会图书馆，有体现个人文化品位的私人图书馆和捐赠图书馆，也有促进阅读社会化的会员制收费图书馆和流通图书馆。16—19世纪中叶，欧洲图书馆的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且因各地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阅读习惯的差异，阅读空间相互分开。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欧洲各地先后出现公共图书馆运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逐渐成为主流。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诸多皇家图书馆开始搜集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书籍和手稿档案，承担起民族文化保存者与掌管人的角色。法国图书馆学者加布里埃尔·洛代在1627年写作的小册子《建立图书馆之倡议》里写道，要在民众中获得巨大声望，没有哪种方式比建藏书丰富、规模宏大的图书馆更保险的了。这正是近代早期国家图书馆兴起的缘由。法国国家图书馆肇始于14世纪查理五世的国王图书馆，该馆在17世纪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有了较大发展，1735年开始向公众开放。法国大革命之后，没收而来的贵族及教会藏书大大充实其馆藏。1753年，大英博物馆设立图书收藏部，是为大英图书馆的前身。大英图书馆最初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来自1757年乔治二世捐献的皇家图书馆，这一捐赠使得大英图书馆获得接收法定送存本的资格，其藏书规模随着英国图书出版业的繁荣而壮大。

伴随启蒙思想的涌动与世俗化进程，具有自治性质的大城市、市镇与大学也大力发展自己的图书馆，使其成为本地区知识网络的中心与枢纽，奠定了欧洲文化版图的基本格局。157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从天主教改宗新教，原天主教教会图书资料构成了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的基本藏书。18世纪七八十年代，耶稣会与其他修会解散，其位于德意志地区的经院图书馆被弗莱堡大学、奥洛穆茨大学等大学图书馆兼并。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德意志地区于19世纪初进行了大规模的世俗化运动，教会领地与自由帝国城市合并，教会领地内的修道院图书馆也被城市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兼并。

从修道院图书馆的狭小空间里解放出来之后，阅读不再是经院学究的特权，也不是王公贵族的奢侈消遣与学者的专属领域，阅读开始走向大众。阅读社会化过程，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及启蒙思想从学者案头、沙龙走向民间的过程。各类经营性质的图书馆兴起并繁荣，扩大了阅读的公共空间。英国的情况尤为典型，因为英国的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为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完整体系——印刷出版物的数量与种类逐年增加，出版物的销售网络基本成型，读者群随着识字率的提升不断扩大，但当时的图书价格不菲，很多读者选择借阅而不是购买图书，图书馆因此成为读者首选的阅读渠道。为了适应不同阅读群体的需求，出现各类不同的图书馆。

17世纪末流行开来的会员制收费图书馆，是一个以中等阶层男性为主体的文化与阅读空间。会员不仅缴纳比较高昂的入会费，也需要付年费，费用全部用于购买图书。这类图书馆包括比较小众的学会图书馆，例如化学、医学、植物学、法律等方面的专业图书馆，由专业人士和团体组建，旨在加强会员之间的学术交流。还有的会员制图书馆出现在新兴制造业与贸易城镇，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等地。更多的会员制图书馆位于乡村教区和小城镇，由负责地方政府的社会精英组织，因此图书馆管理委员会成员时常也是地方政治活动的组织者。他们选购图书的原则，反映出地方的知识需求与社会价值观。从苏格兰西南部的威格敦会员制图书馆现存的借阅记录来看，读者热衷借阅的图书主要是历史类和游记类图书，如休谟的《英国史》，爱丁堡大学校长罗伯逊的《查理五世时代》，圣安德鲁大学沃森的有关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传记等。除此之外，政治经济、商业和道德哲学类图书也在该图书馆目录中占据重要位置。有研究者认为，这种阅读偏好反映出苏格兰启蒙思想在地方的传播与影响。会员制收费图书馆遍布城乡各处，通过图书订购与流通阅读活动，不仅吸收外地乃至海外最新知识，也促进、支持和培育了地方文化生活。

18世纪30年代，提供图书租借服务的流通图书馆出现，到18世纪后期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与会员制收费图书馆不同的是，读者只需花费略高于一本小说价格的租借费，便可以在一年内平均阅读30本左右的图书。依据现存的书目清单可知，简·奥斯丁写作的那类讲述人情世故的小说和充满奇幻色彩的哥特式传奇故事，特别受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欢迎。提供小说之类消遣性读物的借阅服务，成为流通图书馆受到诟病的原因之一，批评者认为这类图书馆降低了阅读的格调。然而，流通图书馆为小说作者和图书销售商提供了市场，为女性读者提供了闲暇阅读的渠道，因此这类图书馆迅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工人阶级也组织了会费低廉的收费图书馆。英国最早的工人收费图书馆出现在苏格兰利德希尔斯的铅矿矿工之中，工人们希望通过有组织的知识活动，提升工作伙伴之间的知识水平和互助精神。起初，工人们以阅读历史与宗教类作品为主，如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的简写本等。18世纪90年代，随着工人政治意识的觉醒，工人图书馆中开始订购政治性与时事类小册子，如托马斯·潘恩的《人权》等。工人激进主义改革团体组织了很多小型图书馆，为工人提供借阅服务，激发他们参与改革运动的热情。反对工人组织阅读的声音随之而起，其理由认为阅读有损劳动者的勤勉精神和服从的态度，图书馆是有害的温床。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工人阶级的图书馆会员以男性技术工人为主，直到1872年左右，女性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才拥有会员资格。

上述各类图书馆不乏冠以“公共”之名，实质上却是一种服务特定“公众”的、排他性阅读空间。如今我们对公共图书馆的理解，一般包含两个要素：由地方或国家财政提供支持；应该免费对所有公民开放所有类型的馆藏。图书馆的这种现代公共性观念，源自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公共图书馆运动，这一运动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观念有关。

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经济突飞猛进之时，长期施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贫困、酗酒、犯罪等社会问题与日俱增。人们开始接受这样的观念：国家和政府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改变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也要采取有效手段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在这一观念的推动下，一系列社会改革立法得以推行，如公共卫生法、工厂法、基础教育法等，公共图书馆法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当时代表性观点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以及国家教育体系的支柱。道德改良与提升教育水平，是公共图书馆的两大功能。

1850年，欧洲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案在英国诞生。该法规定，经地方纳税人投票同意可以使用地方税设立公共图书馆，然而其后40多年，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并不理想。1893年，英国议会对该法案做出修正，允许地方政府有权决定设立公共图书馆。此后，公共图书馆得以稳步发展，并逐步消除了图书馆历史上对性别、阶层、经济状况、身份、年龄的诸多限制，实现阅读空间真正的公共性。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其公共图书馆运动得到发展，1924年成立德国公共图书馆协会，拥有450家图书馆会员。在社会和政治相对稳定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882年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欧仁·莫雷尔发起公共图书馆运动，1906年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法国图书管理员协会，公共图书馆在法国顺利发展。总体来说，到20世纪初，欧洲已经普遍建立起公共图书馆体系，这与政府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职能是分不开的。

（作者：梁跃天，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