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怀念母亲（下）

在上期的文字中，我有点大不恭敬了，称母亲为 “倔姑娘”。其实这是爱称，是褒义，发自内心地希望她永远年轻。这里介绍，我的母亲叫张莹，1920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贵州省工会女工部长，后任贵阳联合烟厂公方股份代表。贵阳烟厂后来改造为贵烟集团，至今仍是全贵州省的利税大户。张莹同志曾任贵烟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在贵烟工作期间，张莹同志又立新功。她关心群众，发展生产，积极学习新知识，不仅学会了先进烟厂的烟叶发酵、加香等技术，还直接搞来了关键设备抽梗机的资料，参与研发出了有贵烟特色的抽梗机。不幸的是，母亲在这期间也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在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父亲遭到错误处理，被错打成反党集团头领后，她也被错误处理，从一个副厅级干部直接降为普通职工，到贵阳针织厂车间劳动，日夜三班倒顶班当工人。

曾经受烟厂广大职工爱戴，代表共产党员形象的“张代表”一夜之间变成了老百姓。这还不说，她还要经常到离市区200公里外的山京农场去照顾处境更为艰难的父亲。当时的贵州，交通极为不便。这 200公里只有一半通公路，另一半大多是人烟稀少、林海茫茫的崎岖山路，要靠她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太行山上锻炼出来的双脚一步一步走过去。

当年的“倔姑娘”，这时候倔劲又上来了。她 拒绝揭发批判我父亲。任上面压力多大，就是不低头。夜行山路算什么，自己带饭在纺纱机前值班算什么。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从敌人封锁线上闯过来，从南下战斗中打出来的母亲，什么没见过？只要和群众在一块，什么艰难的日子不能过？

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物资短缺。原先的老战友省出点白糖、饼干、甚至粗粮票，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母亲。她除了留出一点给孩子，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坐上颠簸的长途公共汽车，到偏远的安顺市后，再穿越高山峻岭去看望在那里工作的父亲。

一个中秋佳节，父亲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和肉送给了农场的困难户。自己搬把椅子，独自在空旷的院子里赏月。除了月亮，陪伴他的只有山中清风，林中松涛。在艰难的岁月里，这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无所畏惧，甘于寂寞，身在深山，心怀百姓。突然，父亲看见母亲从远处走来。母亲的一双鞋磨破了，身上背着一个南下时的行军水壶叮当作响。天呐，这可是快到午夜时分了。她不顾随时有野兽或者残存土匪出没的危险，一个人徒步来到这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看望受着磨难的父亲。两人四目相望，竟无言以对。他们心中在想，我们革命、奋斗，不怕牺牲，不怕苦、不怕难，眼前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要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后来，父亲回到省城。他们两地分居的痛苦日子告一段落。然而，生活重归正轨没多久，父亲、母亲的生活又遇到了一些波折。

父亲被关进“五七干校”，家里遭到最不公正的对待——抄家。当时，我们家已经被迫害多年，跟贫民家庭并无二致。但手拿武器的抄家者们不这么看，他们怀疑我母亲是国民党的特务，因为他们见过一张她身穿国民党上尉军装的照片。其实这些人不懂什么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不知道我母亲参加的队伍是国共联合的抗日武装，没见过我母亲更多的照片穿的是共产党的军装。他们要求我母亲搬个梯子来，要上我们家天花板上看看，说那上面有与台湾联系的电台。

这是多么荒唐无理的要求！母亲此时强忍怒气，照他们说的做了，结果当然一无所获。他们悻悻地离去，撤走时不想空手而归，把家里被子、褥子都卷走了。年迈的姥姥这时豁出老命要与他们拼了。数九天寒风中，满头白发的老人家冲到大街上，披头散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从他们车上把被子、褥子抢下来几床，这样才避免了我们当晚睡光板床。

当年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张莹怒了，但却怒得不动声色。正值中年的她，倔犟劲头又上来了。母亲运用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本领，找到了看管父亲的一个老工人，了解情况。这个老工人在困难时期曾经全家断粮，是在我父亲的照顾下才度过灾荒，所以他一直存有报恩之心。他设法找到关押我父亲的地方，并找到机会把母亲和我放进去看望父亲。因为见面的场合太过特殊，当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做过党的地下交通员的母亲与曾经也做过地下工作的父亲用暗语进行了一段精彩的对话。

母亲看到几年未见的父亲，没有伤心，没有流泪。她用暗语告诉父亲：“九叔就要来了，老家北方这段天不太好，庄稼大部分都倒了，可能最近天就要放晴了……”听上去，都是家长里短，其实是在传达当时的形势：“九叔”就是党的九大要召开了；“庄稼倒了”是指老同志们都被“打倒”了；“天要睛”指的是可能要解放一大批老干部。两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的对话，负责看管的人员是听不懂的。但是老父亲却心领神会，知道坚持下去，曙光就在前头。

果不其然，当年二野的老首长邓小平同志解放了。他在江西劳动的小道上思考了很多，出来后首先拨乱反正，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天色，就要亮起来了。

1975 年，父亲初步“解放”安排工作，1980年正式平反。同时，也给母亲彻底平反。后来，党组织给母亲补发了多年的工资。苦了很多年的母亲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却又符合她性格特点的决定——全部交了党费，一分不留。

母亲这辈子受的苦难太多了。也正因此，她不愿意看到，甚至不愿意听到别人受苦。她最爱唱的歌曲，一首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另一首就是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插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每每唱到“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时，母亲总是非常动情，眼中流露出坚定、果敢的神情。

在担任贵阳烟厂党代表和工会主席期间，母亲几乎走遍了每个困难职工家庭。谁家孩子多，谁家挣工资的人少、入不敷出，她都一一记在心上，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最使烟厂职工记忆深刻的是，“张代表”管职工家里的事不仅管得细，而且管得及时，甚至有时管到职工打孩子这样的小事上。只要谁家孩子一哭，“张代表”就会迅速出现在他们家门口，怒气冲冲地批评打孩子的家长。次数多了，烟厂家属宿舍的人都知道要教育孩子一定要等“张代表”听不见的时候才能打两下。

母亲生活十分节俭，对自己“抠”得出奇。她的衣服颜色除了灰色和蓝色之外，再没有别的，而且面料也很一般。下班回家，带给我们姐弟几人的水果，一定都是减价处理的。她对自己和家人“抠”成这样子，可对别人就不是了。有一个农村老太太经常在我们家门口卖菜。母亲了解到她的家境很苦，就经常定点买这个老太太的菜，不但从来不讲价，而且还要悄悄多给老太太几角钱。这点钱在当时多少还是管点用的。

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很严，从来不允许在我们身上出现一点特殊化，就连清明节去烈士墓集体活动扫墓时带的食品，也要求与其他同学一样。别人带馒头，我们就不许带面包；别人穿布料衣服，我们就不许穿当时认为是好面料的的确良。但是，对老家亲戚，母亲却格外大方。远在山东的老家人听说有亲戚在贵州“当官”，就背上一捆大葱、两棵白菜千里迢迢到贵州来。他们来的目的几乎一样，就是要“找个事做”。每当这个时候，母亲绝不会惊动父亲，自己就处理了。不让老家乡亲白来，尽量想法给这些人找工作，实在给这些人找不到工作，只好自掏腰包给他们盘缠再搭上一个月的工资送老家人回家乡。久而久之，导致我们自己家里生活十分拮据。搬进省政府大院住后，我们家差不多是最后一家看上电视的，更不用说看彩电了。我到北京上大学后，到父母老战友家做客，发现家家都有彩电，家家都有冰箱，我一度认为有这两样东西就是高水平的幸福生活理想实现了。

改革开放初期，母亲在贵州省计划委员会系统工作，任贵州省金属材料公司副总经理。她手中的权力应当说是很大的。当时物资短缺，全国都缺少钢材和铝材，母亲恰好就负责当地生产的这两种紧俏物资的审批。但是她从来没有以权谋私。当时，从北京来了一些老战友的子女，想在母亲这里走个“后门”，倒买倒卖钢材铝锭。这样行吗? 当然不行，在母亲这里是通不过的。老战友的友情要讲，但要特批钢材铝材必须公事公办。要物资，对不起，拿文件来。母亲铁面无私，几个回合之后，没有人再敢去找她了。至于我们家姐弟几个，更是没戏，全家人没有一个倒卖钢材铝材的，更没有一个发财的，都在老老实实读书、教书，做学问。

清正廉洁、执政为民这些要求，在老革命家庭里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融化在血液里的内在要求。母亲常说，想起战争年代牺牲了的战友，心里就难受，现在过什么日子都应当对得起革命先烈。

母亲的生活标准很低，思想要求却很高。她一生严格自律和严格约束家人，要的是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要的是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自有后来人。母亲的初心，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要让天下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作者：申建军，原北京市政协科技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