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

范长江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有关范长江的研究不仅时间长，而且成果多，据有关研究者检索，从1957年至2014年1月，仅研究论文就有570余篇。这570多篇论文的内容大致分为人物研究、作品研究两大类，人物研究包含有范长江新闻思想和长江精神研究等。[1]从这个检索结果看，在这众多的有关范长江研究成果中，唯独没有范长江新闻教育研究。

是范长江没有新闻教育的思想与活动吗？笔者初略翻阅了一些资料，得出的是肯定的结论。范长江之子、新闻传播学者范东升先生对笔者说，据我所知，我父亲在加入共产党之后，对于开创中国新闻教育确实有重要贡献。因手头缺乏资料，没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实际上，范长江不仅是加入共产党之后，而且加入共产党之前就有丰富而独特的新闻教育活动，并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教育思想。本文试图对范长江的新闻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初步探析，以弥补范长江研究在这个方面的不足。

　一、重视新闻人才的培养

范长江重视新闻人才培养不是忽发奇想，也不是凭空虚幻，而是基于现实新闻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来的。1937年“7·7”卢沟桥事变后，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动局面。抗战的怒火燃遍神州大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奋起抗战。配合军人拿起枪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威武雄姿，文人拿起笔杆，口诛笔伐形成强大抗战舆论，新闻记者更是冲锋在前。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能看到勇敢的记者冒着硝烟采访的身影。范长江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他从卢沟桥到察哈尔、晋北，从苏皖战场到台儿庄前线，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保卫战，在繁忙的战地采访中，他写出了一篇篇著名的报道，同时，也发现了新闻界种种与抗战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抗战形势急需补充大量新闻人才

战局千变万化，造成普通民众新闻欲激增，但是现有报刊太少，远远不能满足民众需要[2]，尤其是战区中军队和民众的文化食粮太过于缺乏。范长江在前线采访时，发现一般军民很难看到后方较完善的报纸。“在准河南岸的军队，有些青年军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二三月未见到报纸了。范长江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抗战一方面是物质基础，一方面是精神信念。”如果抗战军民看不到报纸，就等于与世隔绝，“他们只知道他们当前极小范围的事情，在他们直接经验以外的事情，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战争时间愈长久，战争内容愈复杂，而他们的头脑反而愈简单。”“精神上已成了野人了”[3]，这样的军队这就很难长期支撑下去。因此，必须创办和出版更多的报纸供应前方。

出版报纸，除了必要的资金，就是必须要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新闻人才。

（二）原有新闻记者素质急需提高

范长江还看到，当时，“大多数新闻机关使用新闻记者，很少注意到他们的学习问题。只要他们有一点编辑采访技术，能够敷衍工作，就算了事，并不要他们有多大的造就。”[4]而抗日战争是一场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大战，全民的抗战建国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它要求新闻机构不能仅仅营利，而应该服务，为抗战大业服务，新闻记者不能仅仅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种为稻粱谋的职业，而且应当当成一种事业，一种谋民族抗战建国的大事业。在抗战宣传实践中，范长江深深感到，原有的新闻工作者，无能是记者人格，还是新闻技巧都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担当起抗战建国的重任，因此必须经过重新学习来一个彻底转变，才“能担负真正指导舆论的工作”[5]。

关于人格提升，范长江在《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中说：“新闻记者不能作普通文化工作者看待，其影响于人心者太大，故新闻记者本身应有之训练，远比一般文化人要加强。”[6]因此，战争时期新闻记记者要特别加强人格修养。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中，范长江指出：“中国新闻事业，在平时大家并不觉得有急不可待的缺点，要大刀阔斧地来改变。”“然而，当战争紧张到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时候，新闻工作的影响就显著了”，这种情况，“客观上要求新闻记者人格之健全更大”，若记者人格不健全，就会因“外力所诱惑”而“不忠实的做新闻工作”，“使国民是非颠倒，毁誉失真，丧失正确而有力之国民舆论，则难以支持战争”，“这种现象如果令其长存，则如何恶劣地影响于社会”，因此，对战时新闻工作者来说，必须把“人格问题”视为“根本的第一的信条”。记者必须牢固树立起这样的观念：“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作新闻记者”。[7]范长江指出，新闻记者人格“最低限度的”有两点：“第一，必须绝对忠实。我们必须以最客观之态度，从事于新闻工作，我们绝对不能挟丝毫私人感情于新闻工作中，是非善恶，我们不能论人，只论事。第二，必须生活于自己正当工作收入中。无论如何个人不能得非工作报酬的津贴与政治军事有关之津贴，它本质上带有浓厚的毒质，最易摧残一个有希望的新闻记者的前途。”[8]

为了提高记者的业务能力，范长江还结合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专门撰文《怎样发战事电讯和写战地通讯》，就战时新闻工作中经常使用的两种最主要的报道形式——战事电讯和战地通讯的重要性、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论述。

只有提升人格，一方面提高技能，记者具备以下7个条件，才配当一名战时新闻记者：（1）正确而坚定的政治认识；（2）献身于新闻事业的志愿；（3）刻苦耐劳的身体；（4）相当的知识修养和写作能力；（5）比较干练的组织能力；（6）相当的编辑和印刷技能；（7）最基本的社会关系[9]。

原有学校的新闻教育本来规模就小，加之受战争影响有的关闭，有的迁徙，人才培养更是跟不上时代的需要。那么，大批量的战时新闻记者，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呢？1938年1月28日发表的《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一文，范长江对此有充分、明确的阐述。他在该文中说：“过去新闻记者公会之组织，虽遍于全国，而其所及于新闻界之影响，自优良方面观察并不很多。盖此种含糊混沌之组织，以之代表各报之主持人，则嫌不足。以之代表广大的新闻从业员，则一般从业员无过问力量。今后应在新闻记者公会之内，奖励新闻界自动分组两会，第一为报业者协会，第二为新闻从业员协会。前者为经营报业者之结合，应与新闻指导机关合作，讨论战时新闻纸之分布，内地新闻纸之补助，报业困难之解除，与一般新闻原则之商榷等。后者为纯从业员之组织，其作用在经常讨论战时政治军事经济诸问题，请新闻指导机关随时出席报告，并随时请专家演讲，关于新闻工作技术之提高，与工作环境之改善，皆在研究之列。”新闻从业员协会应担负起对新闻记者教育与培训的责任，“定期举行讨论会，在政府补助之下，举行编辑采访等训练班，目前尤应加强战时采访之训练，一面改进旧习惯，一面加添新方法。对于一般新闻从业员之健康改进与知识修养，尤应特别注意”[10]。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年3月，范长江力主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改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使其部分地担负起新闻教育的任务。在《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必要和前途》一文中，对此做了明确说明。他说，“协会”这个名称对于我们教育和工作的意义表示得欠鲜明”[11]，更名为“学会”，意在突出“学”字，使学会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并指出，更名成“学会”，“自此奠定我们自己教育与工作的组织基础，我们将更鲜明的走上我们教育和工作的大路”[12]。《学会宣言》写道：“为了训练成功大批健全的新闻干部以应付将来新闻事业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起来组织，不能不赶紧以集体的力量，加强自我教育，加紧自我扶助。”[13]

基于同样的考虑，1938年10月，范长江奉周恩来之命创建的“国际新闻社”（国新社），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一脉相承，除了是一个新闻通讯社，也是一个新闻人才培养机构，除采写新闻稿件外，也把“新闻干部之团结与教育”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范长江要求，国新社的每一个同人，要正确处理学习和工作的关系，做到工作与学习兼顾，再忙也不能放松学习。“只有在不断的学习进步之下，才能保证工作的成功。”[14]

范长江创办新闻教育，一发不可收拾。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奉命带领一批新闻工作者进入苏北重镇淮阴，在这里重建华中新华社、着手筹备《新华日报》（华中版）出版的同时，还筹建华中新闻专科学校。1946年2月15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开学，范长江亲任校长，还亲自讲授《人民的报纸》。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延安大学开设新闻班，范长江受聘担任新闻班的首任班主任。[15]1949年11月，范长江在北京创办新华总社新闻训练班，后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期，为了培养造就新中国新闻事业亟需的大批新型人才，又筹划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新闻学校——北京新闻学校，并担任校长。学校在举办新闻“普通训练班”的同时，还开办有“新闻研究班”，抽调已有一定新闻工作经验的业务骨干，进行新闻业务深造，以培养当时所需的更高层次的新闻干部。

二、独特的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

范长江不仅重视新闻教育，而且提出了独特的新闻教育思想，并把这种思想贯彻到新闻教育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范长江独特的新闻教育思想，就是四个字：“自我教育。”这四个字明白无误地写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宣言》里，同时，范长江又著文做进一步的阐述，他说：“青年记者学会组合组织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对新闻记者进行教育，以弥补他们‘知识与经验的缺乏’。”[16]

“自我教育”是范长江根据当时抗战的实际提出来的一种新闻教育方式。如前所说，一方面是抗战形势既需要大批合格的新闻人才，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状态，原有的新闻院系纷纷内迁，招生和教学都受到影响，并且有限的办学规模远远不能满足新闻业大发展的需要。因而战时新闻人才的养成大部分只能是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组织中经过“自我教育”来完成。

怎样进行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教育”？1938年3月，范长江在《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必要和前途》中提出了两种方式：“第一，出版新闻事业的专门刊物。第二，用讨论会座谈会等方法，进行教育。”[17]1939年1月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第十八次常务理事会通过的范长江执笔的《新闻记者学会决议》又提出，为鼓励成千上万记者走上新的新闻岗位，学会拟开展以下六项工作：（1）开办新闻讲习班；（2）“出版新闻学术籍杂志”；（3）设立小型图书馆；（4）出版“记者通讯”；（5）出版中国新闻手册；（6）协助华侨记者并与海外有新闻兴趣的青年发生联系。

下面仅就开办讲习班和出版学术期刊两项的情况做些介绍。

第一，开班讲习班、举办讨论会。“青记”总会和各地分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举办新闻讲习班、新闻学术讲座等，请当地新闻界比较有声望学识能力及景仰者为讲师，给当地原有新闻记者及有志新闻的青年以进修的机会，并且给予当地新闻界以选拔新干部的机会。[18]

1939年12月“青记”总会学术组在重庆经常举行“新闻学术讲座”，计有：王芸生主讲《关于写社论》，曹树铭主讲《苏联的新闻事业》，彭革陈主讲《敌我新闻现况》，郭沫若主讲《写作的经验》等。

1939年12月1日，由“青记”粤北分会、粤北记者公会和广州青年会曲江办事处三团体联合主办“韶关新闻工作研习班”，招考学员50人，每晚讲课，一个月即结束。

1939年，“青记”南方办事处开办了战时新闻培训班。陈同生负责，有80多人。培训班的主讲人有范长江、孟秋江、钟期森、王文彬等，徐特立也过来做过报告。讲课的内容主要是从采访编辑到出版各方面的知识，并结合抗战形势和学习的需要。

1940年6月1日，“青记”桂林分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桂林“暑期新闻讲座”，其中夏衍讲《新闻报道》，王文彬讲《新闻学概论》，卜绍周讲《中国新闻史》，钟期森讲《评论研究》，汪止豪讲《壁报研究》，张稚琴讲《广告与发行》，宗维赓讲《摄影研究》，梁中铭讲《画报编辑》，陈纯粹讲《通讯社组织》，胡愈之讲《各国新闻概况》，张铁生讲《怎样读报》，莫宝坚讲《怎样编辑新闻》，孟秋江讲《战时新闻事业》，黄吉讲《怎样写作》，易幼涟讲《报馆管理》等19]。9月底该讲座结束，学员达265人。

1941年4月，“青记”苏北分会与《江谁日报》社联合在盐城开办了“报人训练班”。

举行各种专题性的业务讨论。“青记”桂林分会成立后，从1938年7月16日起连办四期学术讨论，其中第二期讨论了“如何改进采访工作”，讨论上由廖沫沙讲“采访工作技术沦”，石燕、秋江、于友等人报告“抗战二年来采访工作之检讨”，并提出“今后如何推进来访工作”等问题。第三次学术座谈会讨论《怎样改进采访工作》。第四次学术座谈会继续讨论如何改进采访工作等。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一般是学会内部举行，是“青记”加强对会员教育的一种形式，不但加强了会员之间的业务交流，而且给会员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再加上讨论的问题都是当时采访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对于新闻业务的改进能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青记”还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创办新闻学校，进行早期的学校式新闻教育的探索和实践。比如“青记”香港分会开办香港中国新闻学院，6个月为一期。第一期公开招考学员60人，1939年4月23日开学。

第二，“青记”总会和分会利用会刊，刊登新闻研究的文章，供会员和广大新闻工作者学习。王文彬在《长江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一文中列举了“青记”总会和分会办的刊物达15种之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新闻记者》《青年记者》《新闻战线》《战地报人》《冀中报人》等。因为分会会刊散落难以寻到，下面以总会会刊《新闻记者》为主要对象来分析。

《新闻记者》于1938年4月1日出创刊号，由范长江主编，原定为月刊，后来成为不定期刊。从现存的8期《新闻记者》和其他文献资料的记载，“青记”会刊上的新闻研究文章较为丰富，主要分为新闻报道、新闻业务、新闻宣传、新闻事业和新闻政策五类。这里重点介绍新闻业务研究、新闻记者修养和新闻事业介绍等3类。

新闻业务研究的文章在《新闻记者》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分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经营等几个方面。

（1）新闻采写。《新闻记者》刊登的新闻采写方面的文章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作者大都为一些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写成文章，读者学习起来十分受益。丁不夫在《怎样写空战报道》[20]一文中依据自己采访空战的经历，针对当时的空战报道存在的热情有余而技巧不足、报道力度不够等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在尝试的基础上，作者对怎样写好空战报道给出一些建议。刘尊棋在《我随军采访报道的经验》[21]中提到待在“长官司令部”等到的消息虽然可以把握战争的整体态势，但是比较迟，而且简略、不够生动，只有把三分之二的时间花在前线士兵当中，写出的战地报道才生动、有故事性。

（2）新闻编辑。《新闻记者》对于新闻编辑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报刊编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抗战爆发后，因形势的发展和人们了解战争信息的需要，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地方报纸，随之出现了这些地方性报纸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等问题。《新闻记者》针对这一现象发表了《地方日报期刊编辑要点商榷》，文章提到“我觉得，编辑地方性刊物最中心的原则自然就是‘反映全国现实，发掘地方特点’这几个字”。对于当时普遍出现的战地报纸的编辑问题，《新闻记者》也有涉及，《战地报纸的印刷与油印报纸的编辑》[22]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另外，也有对当时那一阶段报纸的编辑工作进行宏观把握和思考的文章，如《抗战建国现阶段中谈谈报纸的编辑方针》[23]等。

（3）报刊经营。报刊经营问题是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我国新闻业发展的特殊性，经营管理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抗战兴起后，这方面的探讨更少。出于实际需要，《新闻记者》对这个问题也有所涉及，陈子玉写的《战时新闻纸的几个重要问题》专门谈到了新闻经营的一些方面。当时许多地方报刊，由于经营出现问题，出现了“广告地位占5%至6%，其余是新闻地位”的状况，使得经费来源不足。文章指出：报纸经营上看，这种状况“有改进的必要”，加强经营管理，使报纸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青记”是一个致力于自我教育自我学习的组织，范长江又特别重视记者的修养，尤其是人格修养，所以，关于记者修养的文章自然是《新闻记者》上的重要内容。前面提到的范长江写的《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则是谈到了抗战时期新闻记者的个人人格问题，文章说：“似乎很神秘的新闻记者职业，还是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做成了根本的第一信条，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谈到其他各种技术的问题，新闻记者应当是社会所敬重的人物，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陷，就不能算作是新闻记者。”他引用陈博生先生的话来告诫新闻记者：“新闻记者责己要格外严，律己要格外密，丝毫不苟、丝毫不乱，才配做新闻记者。”[24]傅于琛在《做一个报纸刊物作者的起码条件》中从国家和民族角度论述了新闻记者的立场问题，认为记者总是要有并且表明一定的政治立场的，同时“只有代表人类大众的要求，促进历史文化发展的新闻记者才会有远大的前途。所以我们说代表人类大众的要求和利益，促进历史文化发展的立场是一个有为的新闻记者的起码条件之一。”[25]

为了开阔新闻工作者的视野，《新闻记者》刊登了许多介绍世界各地新闻事业的文章，主要有介绍苏联、欧洲和日本的新闻事业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有关于外国新闻事业总体情况的介绍，如：《苏联的新闻事业》；还介绍国外办报纸的经验，如：《苏联的报纸及其工作人员》和《编辑部的组织工作（真理报的经验）》等；还有是进行对比介绍，如：《从欧美的新闻事业说到中国的新闻事业》《中美日报简史》等。这些文章为当时的中国人和中国新闻界了解国外的报业发展状况，认清自身不足，进而汲取国外先进经验，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有从介绍新闻业的机会，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日本报人的悲哀》《严密统治下的日本新闻事业》等。

《新闻记者》还刊登了许多介绍国内新闻事业的文章，有《港澳的新闻事业》《华北的新闻事业》《堤岸的新闻事业》《西康的新闻事业》《西南的新闻事业》《广西的新闻事业》《皖豫鄂边的新闻事业》等，还有一些文章介绍个别地区、各个报纸发展情况，如《北战场的新闻动态》《华北的几种汉奸报纸》《失陷后平津的新闻界》《孤军奋斗的十二个月上海新闻界的战绩》等。

总之，《新闻记者》刊登的新闻研究的文章其内容非常全面，因此，它不但是“青记”会员自我学习的教材，也是“青记”举办讲座班所用的教材，同时有些抗日根据地新闻机构举办新闻训练班的教材。如《太岳日报》所办的“太岳新闻训练班”就采用它作培训教材。

此外，《新闻记者》刊登的部分文章经整理后，被收录进《战时新闻工作入门》一书，于1939年由生活书店出版。这部书的篇目分为“战时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战时新闻记者的修养与学习”等几大类。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范长江还特别注重在实践中学习。范长江说，新闻教育不能脱离实践，新闻“学习不能离开工作，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学习，这种学习才不会落空”[26]。应使青年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青记，还是国新社，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就是“小分队”式的采访活动，一个或几个老记者率领一群年轻记者奔赴一线，带进战场，以老带新，让年轻人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十分有效，一批批年轻人迅速成长，生手变熟手，新手变老手，很快便能独当一面完成采访写作任务。

此外，为了促进新闻记者的相互学习，青记各地分会不时举办通讯员和记者的写作比赛。有的分会还设立学术奖金。1942年10月3日“青记”延安分会开始设置“记者学术奖金”[27]，请评委从报纸上已发表的稿件中，分通讯、新闻、专论等体裁评出优胜者。评选标准是政治意义与写作技巧并重。前三期获奖作品仅限于通讯员作品，后来记者的稿件也参评。“记者学术奖学金”的举办对于促进记者通讯员之间自学互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获奖作品会被大家当成范本来进行学习，这对促进其他通讯员的写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范长江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地位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必须事先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范长江政治观与新闻观的转变，二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政治性质。

（一）范长江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新闻观的树立

检索范长江心路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青年范长江经历了从“从书本中找出路”到“在实际斗争中找出路”的转变。1933年年初是这一探索的转折点。范长江在1969年1月写的《我的自述》中说：“1933年1月日寇占领山海关，北平天津一带，日军横行无忌。我对希腊哲学实在读不下去了。我开始感觉到，我原定的从读书中找中国出路的方针，行不通了，只有先投入实际的抗日斗争，在实际斗争中找出路。”[28]当年下半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广泛接触社会，寻找国家出路，也寻找个人出路。1935年5月开始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进行的西北采访，是他寻找出路的大事，1937年2月“撞到西安”，找到“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周恩来，随后进入延安，接触毛泽东等多位共产党高层领导，成为范长江寻找出路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尤其是在延安，与毛泽东的“竟夜之谈”，对范长江政治思想的转变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在解决“中国的政争”方式以及“关于和平统一后之党和军队问题”[29]上，范长江与共产党上层还有一些分歧，但是他完全接受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在国家出路上找到了新的路径，在人生道路上找到了新的目标。他对中国出路的认识，突破民族生存的局限，开始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阶级层面来认识中国的出路。不仅如此，范长江欣然接受毛泽东建议，放弃了留在延安“搜集资料写长篇著作”之夙愿，回到上海利用《大公报》为共产党的主张做宣传。回到上海的当天，范长江连夜写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刊发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日之《大公报》上，为参会代表和国统区民众了解西安事变真相，了解中共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及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为此亲笔致函，对范长江“深致谢意！”[30]。在此后的日子，范长江一方面与毛泽东书面通信，继续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一方面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国重要领导人频繁接触，不仅心理、情感上日益与中共亲近，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转变。1939年5月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经中共中央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随着政治思想的转变和政治身份的变化，范长江的新闻观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首先，范长江对战前流行的“报纸独立主义，新闻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了公开、明确的批判和否定，旗帜鲜明地说：“报纸是政治的工具，这一个基本的新闻学原。”他指出，在平时，社会变动不大，若干报纸还可以借灰色和黄色态度，迎合落后群众，或以第三者意味，巧立言论，取得生存。但是，关系到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共同生死存亡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关怀着我们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每个人都要从报纸上找到时局的真相，同时要随时参考报纸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对于战争的态度和做法。因此，不谈战争、不谈政治的报纸便不是受欢迎的好报纸。一张报纸如果不能以负责的态度，把战争有关的各种政治问题，切实的报道和指示，那这张报纸必将渐渐被读者所抛弃。[31]抗战的实践表明，任何一份报纸在实际上是不能脱离政治的。新闻工作者必须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不可故意避开政治。范长江说，“民族利益第一”，“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时代政治要求。任何报纸、任何记者都不能对此抱冷淡态度。报纸和记者“不怕谈政治，只怕谈得不对”[32]。范长江认为，当下的记者不是回避政治的问题，而是要站在正确立场敢于谈政治、善于谈政治。

其次，范长江对过去曾经流行的两种“新闻事业的理论”“超然论”和“唯言论”进行批判。在1939年写的《两年来的新闻事业》一文中，范长江说：“关于新闻事业的理论，过去有两种思想在流行。第一，是超然论，即不问政治，为新闻而新闻，自命清高。第二，是唯言论，即重在舞文弄墨，发些不切实际，无具体办法的政治文章，办报的目的，不在帮助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偏重在发抒个人的意见。”“超然派首先受到战争的打击，在抗日的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抗战与投降之间，不能超然”。“全国人民要为生存而战，他们要主张抗战的报纸，不需要超然的报纸，因此上海和香港某些自鸣超然的报纸，很快就被广大读者抛弃了。”“唯言论”是反对报纸组织功能的，而战后读者看报，不只是看新闻消遣，是急切希望了解时事问题，而且急切希望知道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因为战争已把大家个人利害和时局关系打成一片了。比方说要民众帮助军队抗战，那末报上就要告诉他们帮助军队的办法和举出其他地方的先例，报纸应尽可能和读者组织起来。比方目前风行全国的伤病之友运动，如果桂林那时的报纸……只是发些应该援助伤病的空论，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在武汉会战时代，征募寒衣，救济难民，以及义卖等运动，都是由报纸发挥了对群众的组织性，才有这样的结果，而组织性最强的报纸，也是最能指挥群众的报纸。”在此基础上，该文明确宣称，“事实证明了，报纸不但是政治宣传工具，而且是政治组织的工具。”[33]

再次，范长江对过去存在于新闻界的工作作风也给予了批判和否定。1938年8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的真义》中明确指出，新闻队伍中的“苟且因循之作风”必须改变。这种“苟且因循”的作风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无限度地享受新闻记者的“工作便利”，渐渐成为“流氓主义”；一种是对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思改进，渐渐发展成“庸俗主义”。记者队伍中的“流氓主义”和“庸俗主义”不仅损害记者个人人格，而且有损于记者所在报馆的声誉，乃至整个新闻界的名声。[34]因此，记者和报纸必须不断改造自己，使自己随着时代一道前进，具备鲜明的“时代性”。

报纸如何才能具有“时代性”？1939年1月，范长江在《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中提出，新闻记者和报纸必须实行以下9个方面的转变：

（1）报纸必须改变“从附庸到独立自主的新闻立场”。过去，不少报纸寄生于租界和殖民地，现在，这些坚持抗战立场的报纸迁往内地，不在是殖民主义的附庸，必须站稳我们自己民族立场，拿出足够勇气，根据我们自己的利益说话。

（2）今后的新闻事业应该从牟利主义转到服务主义，为抗战大业服务，为抗战军民服务。

（3）由于抗战的艰苦性，报馆设备遭到敌人极大破坏，报馆必须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用“退步的物质设备”创办进步的报纸。

（4）新闻从业者要改变与报纸经营者的“雇佣关系”，成为“工作同志关系”。以往，新闻工作者为了生计为老板打工，现在，新闻工作者不单单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抗战建国事业”，与报纸经营者结成工作同志关系，自发艰苦工作，共同为时代工作，为抗战服务。

（5）报道内容“从寡头新闻”转到“大众新闻”。报纸不再是为少数上层社会服务的工具，而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工具，要反映社会大众意识，指导大众生活，成为“大众爱戴的新闻纸”。

（6）新闻记者要从“旁观者的态度”转到“负责的态度”。抗争兴起后，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从“依赖国联主义”和“幻想苏联早日出兵”中解放出来，大家开始认识到，我们的最后胜利的取得，重要的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因此，对于“抗战建国”大业，记者切不可取“超然”态度，模糊自己的立场，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引导民众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去。

（7）新闻记者要从“消极批评”转向“积极建议”的立场。范长江认为，“新闻宣传之作用，不在发泄记者个人之牢骚，而在能就各种不同的事实基础上，指出光明的前途。”“新闻宣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争取进步，一味消极批判，一方面给读者以失望的阴影，而使被批评者发生情感上的反动，反而障碍进步。”以往，新闻记者对社会上保守落后的事实，一味消极指责，现在，要转为积极建议。

（8）报纸功用从“单纯宣传教育”转到“组织”。范长江认为，报纸对于群众不只是宣传工具，而且是组织工具。战前，报纸没有注意这一点，也没有发挥这种功能。抗战开始后，一些好的报纸已经开始发挥组织作用，武汉的报纸发起30万封慰劳信运动，征募寒衣运动，桂林的伤兵之友运动，等等。报纸的组织作用，今后要大大加强。

（9）从“同情主义的国际宣传”转为“自力更生的事实揭露”。抗战发动后，新闻媒体注重国际宣传，把日寇对中国民众残暴奸淫掳掠轰炸屠杀的情形向国际宣布，以希得到国际同情，希望各国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在精神上经济上制裁日本。这种宣传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后，中国的新闻宣传不可仅仅揭露敌人的暴行，还应该宣扬我们中华民族如何在艰苦环境下克服困难打开出路的事实，在政治上如何进步，在经济上如何建设，在军事上如何有新发展，在文化上如何有办法。[35]

对旧有新闻观和旧有记者作风的批判和否定、对报纸“政治宣传”与“政治组织”功能的强调、对战时记者和新闻媒体时代性方向的指示，充分地反映了这个时期范长江对新闻职业与新闻工作认知的巨大变化，即对旧有新闻观的抛弃，对无产阶级新闻观的树立。简言之，此时的范长江不仅仅是一个红极一时的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新闻战线上士兵。

（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政治性质的认定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前身是1933年夏天开始的“上海记者座谈会”；1937年11月“上海记者座谈会”发展成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8年3月15日正式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更名成立会上，《大公报》的范长江、《扫荡报》的钟期森和《新华日报》的徐迈进被选为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中，徐迈进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新华日报》编辑部副主任。据徐迈进回忆，他进入“青记”是应范长江之邀、经周恩来批准的。他还说：“恩来同志经常注意我们的工作，随时找长江同志和我了解工作情况，并有所指示。”[36]范长江当时虽然在组织上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是自从1937年2月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竟夜长谈”后，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他积极筹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就是想以此为平台，把全国青年新闻记者团结起来，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把他们尽可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同时，中共对记者学会保持密切联系，政治上指导，经济上帮助。记者学会成立之初财政困难，当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其捐助200元[37]，帮助“青记”渡过难关。再者，“青记”的会刊《新闻记者》前几期还专门开辟一个名为“游击队”的专栏，专门报道共产党的游击战争。这足以说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一成立就同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年后，作为“青记”主要负责人范长江加入共产党，更是经常性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人那里请求指示，并贯彻执行之。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虽然表面上打着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实质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性质十分明显，它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支持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的群众组织，而且是开先河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的组织。范长江所说的，学会更名“学会”，“自此奠定我们自己教育与工作的组织基础，我们将更鲜明的走上我们教育和工作的大路”。[38]这句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和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使得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和教育自此步入“大路”。

1938年成立的“国新社”，不仅与“青记”一样，将新闻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而且无产阶级性质更进一步，中共这里建立了党支部，社员中有不少人是中共党员，国新社成立后不久，范长江也加入了共产党。张友渔说：“国新社是我党领导的一个新闻机构，为我党宣传抗战、宣传民主、宣传团结等方面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39]

总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均行使了工作和教育的双重职能，不仅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新闻采访任务，而且采取各种方式，加强政治教育和业务传授，使一批又一批青年新闻记者迅速成长起来。这些人不仅在战争年代活跃在各大抗日战场或者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宣传和报道战争形势，他们历经血与火的考验，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些活着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年代，大多数担负起更加重大的责任，为新中国的新闻、文艺、科学战线上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这些人中，杰出的代表有恽逸群[40]、孟秋江[41]、夏衍[42]、刘尊棋[43]、邱溪映[44]、陆诒[45]、徐迈进[46、陈同生[47]、邓拓[48]、金仲华[49]、胡愈之[50]、邵宗汉[51]、黄药眠[52]、于友[53]、莫艾[54]、江牧岳[55]、廖沫沙[56]、范瑾[57]、郁文[58]等。

“青记”会员近两千人，国新社成员也有千人左右，以上列举的不过寥寥数人，但是足以说明范长江新闻教育的成效。正如石西民所说：“抗战爆发后，他（指范长江）的最大贡献，已经不是文章通讯，而是他那种为进步新闻事业开辟阵地，培养青年新闻战士方面。”当年“青记”和“国新社”的青年记者，“今天活跃在这种岗位上，并且为新中国新闻事业作出很多贡献的仍然大有人在，他们无不衷心感激长江同志当年循循善诱。”[59]

虽然无产阶级新闻思想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早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是，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的出现则是自“青记”始。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到国际新闻社的教育实践及其成效，我们完全可以说，范长江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的奠基人。

范长江先生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的基础，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的奠基者，他所倡导和践行的新闻记者“自我教育”思想，既符合当时时代的要求，也符合新闻学的学科特点。对此，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并继承，进一步改革我们当下的新闻教育工作。

原文参考文献：

[1]程蕾《“名记”范长江——近60年范长江研究综述》，《出版与版权》2016年第4期。

[2]《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53页。

[3]《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48、750页。

[4]《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831页。

[5]《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831页。

[6]范长江《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1月28日。

[7]《范长江新闻文集》，沈谱编，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757-758页。

[8]《范长江新闻文集》，沈谱编，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759页。

[9]《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95页。

[10]范长江《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1月28日。

[11]《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55页。

[12]《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56页。

[13]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新闻记者》第一卷第二期第3页，1938年5月。

[14]《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839页。

[15]《战火中诞生的“新闻班”》，《中国教育报》2016年10月21日第12版。

[16]《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52页。

[17]《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53页。

[18]《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805页。

[19]王文彬、胡愈之、夏衍等著.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北京市：群言出版社，2004.09.第51-53页

[20]丁不夫.怎样写空战报道.见：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编.《新闻记者》第一卷第五期.1938.

[21]刘尊棋.我随军采访报道的经验.见：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编.《新闻记者》第一卷第五期.1938.

[22]老百姓.战地报纸的印刷与油印报纸的编辑.见：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编.《新闻记者》第二卷第三四五期合刊.1938.10。

[23]田玉振.抗战建国现阶段中谈谈报纸的编辑方针.见：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编.《新闻记者》第一卷第五期.1938.

[24]范长江《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新闻记者》，第一卷第二期，1938年5月。

[25]傅于琛《做一个报纸刊物作者的起码条件》。《新闻记者》，第一卷第五期，1938。

[26]《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839页。

[27]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解放日报索引第二册.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28]《范长江新闻文集》，沈谱编，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1109页。

[29]《范长江新闻文集》，沈谱编，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522页。

[30]范长江《关于“反共老手问题”——答若干同志问》，《人物》(丛刊)1980年第3辑，108页。

[31]《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82页。

[32]《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83-784页。

[33]范长江《两年来的新闻事业》，载《战时记者》1939年第12期，5-7页。

[34]《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64页。

[35]《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84-790页。

[36]方蒙《范长江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

[37]王大龙.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见：范苏苏王大龙主编.范长江与“青记”.北京市：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03.第383-391页。

[38]《范长江新闻文集·下》，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756页。

[39]张友渔《国新社艰难曲折的历程》，《国际新闻社回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40]“青记”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国新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秘书、宣传部代理部长，《大众日报》总编辑，《新民主报》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解放日报》社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务。

[41]“青记”和国新社主要发起人，任国新社副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进步日报》经理、天津《大公报》副社长、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香港《文汇报》经理等职。

[42]“青记”的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

[43]“青记”理事，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社长、英文《人民中国》主编，1981年期担任《中国日报》英文版总编，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44]后改名邱岗，“青记”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处处长、新闻处处长、教育处处长、《八一杂志》社社长，是《解放军报》的筹办者和创始人之一，曾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

[45]“青记”主要发起人之一，后被选为“青记”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到上海在《新闻日报》担任编委和采访部主任，后任副总编辑。

[46]“青记”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闻总署办公厅主任，中宣部副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文化部顾问等。

[47]又名陈农非。“青记”和国新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青记”理事，南方办事处主任等，还是国新社中共组织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人事部副部长等。

[48]“青记”晋察冀分社的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他任总编辑。1952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为创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做了大量工作，是记协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49]国新社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新闻日报》社长、总编辑、中国新闻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

[50]国新社发起人之一，常务理事。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51]青记和国新社主要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等之职。

[52]国新社发起人之一，国新社编辑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53]“青记会员，国新社重庆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

[54]青记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

[55]青记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日报》社社长。

[56]青记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委教育部长。

[57]青记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总编辑。

[58]青记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