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之外 还有中学西传

谈起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人们可能会想到其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产生过的影响。但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多种文化区域内传播的宏观图景，学界目前尚缺乏清晰的整体认知。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浪潮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中国学人的学术立场和文化心态。如罗荣渠所述：“自从中国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失落了自己的天朝传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艰苦的历程，最后才达到朦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认识……但什么是‘中国化’，什么是‘中国事情’？到底也没有很好解决。要么是鼓吹中国事事不如人，而唯洋是崇；要么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而盲目排外。”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在海内外均偏重于西学东渐一脉。相比西学东渐领域已取得的成果，仍然缺乏针对中学西传的系统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20余载孜孜不倦，致力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全方位研究海外汉学，他撰写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从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基本轨迹和方式着手，将重点放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研究上，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放在全球化的社会思想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既是他长期坚持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为其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从文献整理、问题导向、理论建构等层面奠定了统一的方向和基调。

以西译汉籍为核心

如何走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二元思维，消除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焦虑彷徨？张西平指出：“如果我们对西方汉学做长期研究，就会发现，对中国经学典籍的翻译，是他们几代人一直关注的重点，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特征的研究始终贯穿于西方汉学的全部发展历史之中。”因此，《导论》转换研究视角，补充和修正前人学说，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西译历史为重点，在诸如傅斯年“四裔之学”、桑兵“本土学问转变”等研究的基础上，努力抓住西方汉学的脉络与核心。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强，理论的革新和新资料的发现，国际汉学研究蓬勃成长、渐成一门显学。在学术发展与时俱进的同时，张西平冷静地认识到，相对于已有四百年历史的西方汉学来说，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才刚刚开始，西方汉学研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崭新领域。在这个领域，新材料的发现是十分重要的，新文献的披露是始终重要的。

《导论》将新材料的展示作为重要的研究原则，披露了多种语言的第一手珍贵文献，例如马礼逊翻译的《大学》、雷慕莎的《评马士曼所译〈论语〉》《评儒莲所译〈孟子〉》《译〈四书〉小引》，以及卫礼贤为其翻译的《易经》撰写的前言等，多为首次在学术界公布。这些19至20世纪中国文化经典西译的基础性资料，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相辅相成。

当下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中国典籍西译的个案成果，但尚且缺乏贯通性研究。《导论》在研究方法论上作出了带有批判的继承与创新。在《导论》的历史编部分，张作者从学术史和史学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与发展，从19到20世纪依次递推写作。与此同时，微观上利用个案进行突破，在每一时段内，从人物、机构、著作三个角度展开具体讨论，在通史的脉络中植入专史之分析。理论编则汲取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比如，在第六章分别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西方专业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和“一种批评的中国学”三个向度，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译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从跨文化角度出发，完成对译者的主体研究。该理论架构的提出，既是对西方现有翻译理论的突破，更是对中译外理论实践的探索和推进。也许读者在翻开《导论》之前并不熟悉海外汉学，甚至对该领域亦无特别兴趣，但我相信，无论他们从事哪方面的研究，该书所展现的历史观及方法论，都是不无裨益的。

重估中西交流史

《导论》以丰富的例证展示了中国思想和文化是如何进入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之中，进而成为其思想文化更新和变革的重要因素的。

“在课堂内外我们都学到，世界上存在一个称作西方的实体，并且有人把这个西方看作一个独立的社会和文明，而与其他社会和文明（例如东方）截然不同。我们许多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世界有一个按照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这样的顺序自主产生的文明谱系图。”著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所描述的这种观点被称作认为西方文化自我成圣的“西方中心主义”。“充满活力的西方”代表着创新、理性、科学、文明和进步，而“停滞不前的东方”则意味着愚昧、迷信、无序、野蛮和落后。

“他们都认为，纯粹的西方是靠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禀赋和特性创造了现在的成就，这种观点假定欧洲是基于一种刚性的内在逻辑自主地发展。”在此种框架下，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交流与对话，被描述为西方的文明理念不断向东方渗透，而东方主动抑或被动接受西方价值观，基于文明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国家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和西方文化体现出的某些优越性，近代世界变革的概念就被替换为西方的崛起。而《导论》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塑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证明“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产生于单一的欧洲思想内部”，而是通过从其他古老文明里获得启示，形成于东西方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完全依靠自身发展的线性历史观被破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调的历史观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发展路径，某种程度上对片面的文明冲突论构成了有力反驳。

《导论》呈现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东西方文化双向交流的过程，弥补了以往“中学西传”研究的短板。张西平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的四百年历史，于一个长的时间段内关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如何“走出去”。

长期以来，国际汉学的学科理论几乎全部由西方学者创造，相关研究必须依赖西方学者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国学者发出的“微弱声音”，早期并未得到西方学界的认真倾听，被排除在主流学术舞台之外。然而，近年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界再一次展开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审视与评估。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披露，对西方学界占据语言、地域与资源优势，垄断中译西、中文文献西传等领域的研究现状是一个极大冲击，证明中国学者在西文文献和手稿材料的跨语际研究实践中，克服了语言交流障碍、史料搜集整理等困难，开始崭露头角，获得了公平竞争的话语权。

从西方看中国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习惯于把中国文化视作祖先馈赠的“家学遗产”，基本是在中国疆域范围内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导论》指出，中国古代文化很早就传入东亚各国，晚明后更进一步传播到西方。世界各国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使得中国的古代思想和知识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形态。中国学术和思想的空间拓展了，开始以一种世界性学问的面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这种中国以外的中国研究形态又反映着中国研究自身的变迁。中国近代的学术演变，和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是与西方汉学进入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化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突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世界视角，从全球史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导论》不以西方文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来诠释或评价中国文化，而是以文明互鉴的平等对话方式，详细回顾中西文明的交流沟通。通过中西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彰显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正确认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实现东西方文明真正的彼此了解、相互融通。

（作者：杨一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