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920年2月:二月春风

【2020-02】1920年2月:二月春风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可信的

1920年2月,临近旧历年关的一个凌晨,一辆带篷的骡车,从北京朝阳门驶出,急匆匆南下而去。车上有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那位,头戴毡帽,身上的背心油光光的,看上去像个“掌柜的”。坐在车把上的这位,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着副眼镜,拿着几本账簿,像是随掌柜收账的“账房先生”。一路上,遇到打尖儿住店的事,“掌柜的”几乎不说话,全由操着一口乐亭话的“账房先生”应酬。这二位身份可不一般,“掌柜的”是41岁的陈独秀,“账房先生”则是31岁的李大钊。路上,他们商谈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情,由此流传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段佳话。

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人秘商如此机密的事情,外人又是如何知晓的呢?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24天后,5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对着学生、教职员和各界群众代表,充满感情地发表了《报告李守常事略》:“······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有人根据《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考证,1920年2月高一涵正在日本,他怎么会知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件事呢?

原来,高一涵与陈独秀、李大钊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民国初年,在日本他俩同是《甲寅》杂志编辑。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高一涵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两人交往密切,相知甚深。高一涵与李大钊都是留日学生,曾共建“神州学会”,同为《民彝》杂志编辑。入职北京大学后,两人都是政治学教授,曾联手开设“现代政治”讲座,可谓过从甚密,志趣相投。1963年,高一涵回忆说:“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可见,“相约建党”之事,是李大钊事后不久告诉高一涵的。

不能简单地说孤证不能为凭。当年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朱务善,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回忆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

从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文章书信往来,特别是后来李大钊推荐共产国际代表去上海面见陈独秀,张国焘在陈独秀、李大钊之间传递信息,以及上海、北京两地遥相呼应的建党历史来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建党佳话是可信的。当年就曾有人赋诗赞曰: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独秀孤松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北京大学开放“女禁”

至1920年时,皇帝早下台了,民国也好几年了,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还很有市场,除岭南大学等个别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外,公立大学只招男生、不收女生,就连北京大学也不例外。

新文化运动后,随着自由、平等等观念的不断传播,女生也要上大学的呼声日渐高涨,率先公开呼吁公立大学开“女禁”的,是甘肃21岁的小学女教师邓春兰。1919年5月19日,她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希望继续求学的夙愿。虽然邓春兰要求“添设女生班”的愿望没有马上实现,但经过报刊媒体的不断宣传,公立大学男女同校的趋势已势不可挡。

1920年2月,北大校长蔡元培下令允许女生入北大旁听。这一年,以旁听生身份进入北大的共有包括邓春兰在内的9名女生。

开放“女禁”,男女生一起听课、活动,给校园增添了生气和乐趣。北洋政府前国务总理熊希龄这样称赞道:“男女同校,令粗犷之男生,渐次文质彬彬;令文弱之女生,渐呈阳刚之气,颇有意义。”

“新村”——周作人的乌托邦

日本《新村》杂志1920年2月号,在“支部新设”栏目中公布了北京支部的联络方式:“支那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方”。“方”就是“收转”的意思。周作人的新村主义,来源于日本白桦派文学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新村”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而是集体生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1918年12月,日本新村主义者在九州宫崎县日向买了40亩地,建了3所房屋,22个人过起了田园般的“共产主义”生活。第二年7月,周作人访问了日向“新村”。他在《游日本新村记》中这样描述: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但他有所不知,日向“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维持。周围村民看到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他们每天辛苦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回国后,周作人更加起劲地鼓吹“新村”运动,一年间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了一股“新村热”,一时间影响了不少人。

恽代英说:“新村运动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制造出共存互助社会的雏形。”北京大学图书馆“书记”毛泽东还登门拜访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回到湖南后,他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学生之工作》,“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现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但是,周作人的哥哥鲁迅(周树人)对“新村”却不以为然。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说,关于“新村”“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宣传新村的最后一篇文章——《新村的讨论》,承认“新村不易普及”“希望它将来的实现”。毛泽东、恽代英等一批先进分子,很快就放弃了新村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刘岳,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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