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大疫情防控与乡村治理水平提升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而农村的发展与稳定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乡村治理的效果。作为国家治理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保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由于乡村地区人口流动性较强、各方面基础比较薄弱，其疫情防控与治理工作实施难度也较大。因此，乡村作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有效防线之一，其具体治理方法与防控措施，不仅为打赢这场病毒阻击战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筑牢了根基。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越来越法治化与民主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坚持和加强了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乡村治理的目标更加清晰，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治理的方式更加合理，村民自治与村级议事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形成，乡村社会越来越和谐有序，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对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新时代条件下的乡村社会仍面临着一系列治理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任重而道远。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问题依然突出，基层政权建设仍不健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持续乏力，尤其内生动力长期不足；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依然较弱，自治水平有待提升；乡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乡风民风建设困难重重；乡村耕地面积锐减，邻里矛盾纠纷难以化解；乡村人居环境与生态治理仍然艰巨等诸多现实难题成了制约乡村长远发展的重要瓶颈。如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是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思考和努力的重点。

二、重大疫情防控中的乡村治理

重大疫情下的乡村治理工作能够维护乡村公共卫生，为基层群众营造一个安定有序的生活环境，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同时也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优化了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升了乡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  乡村治理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表现

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独特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村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乡村村民对于法律法规的信任与依赖日益超过了传统的村规民约。但是在例如邻里纠纷、祭祖仪式和突发性公共危机等特殊事件中，村规民约仍是村民维护自身权益、解决实际问题的“软武器”。2020年春节期间，农村地区呈现出人员激增现状，乡村疫情防控工作也开始进入紧要关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与法律条文上的缺失，乡村一方面通过村规民约制约村民的个体行为，村委会利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间办法达成“禁止村民流动与聚集”的临时规定，以此来有效控制群众的内外流动和聚集行为；另一方面也借助村规民约调整乡村内部的群体性活动，通过紧急调整或取消“祭祖”“请主”“拜年”等一系列春节传统活动，快速有效地推动了乡村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

党员干部、乡贤带头开展治理行动

村干部和乡贤群体是乡村建设的排头兵和领头羊。疫情的严峻性与村民的防护意识不足，为乡村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与任务。在此次疫情防控下的乡村治理中，党员干部与乡贤带头完成了决策、排查、值守、宣传与服务等各项工作，共同为守护乡村的健康与安全做出努力。一方面，村干部提高警惕，紧密结合政府部门指示，经过集体协商来制定适合于本村村情的疫情防控方案。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和乡贤分工明确，既在全村范围内对外地返乡人员逐一进行排查，又轮流在道路封锁口和村庄人口密集处值守站岗，对外来人员和流动村民进行及时劝返。与此同时，还要安排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做好村民防控物资、信息宣传、隔离服务和心理疏导等工作，有条不紊地维护了疫情之下的乡村社会秩序。

依托科技支撑提升治理效率

科学技术在重大疫情下的乡村治理工作中被高效地应用到了日常办公、信息传播和实时监督等各个环节。为减少工作人员的聚集与流动，电子沟通、视频会议成为村委会工作人员的日常办公方式，逐步实现了“见屏不见面”“离岗不脱岗”。疫情的科学解释、防控的正确措施以及相关辟谣信息也通过微信、抖音、快手等村民喜闻乐见的手机APP，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从而弥补了乡村传统“大喇叭”“大字报”等宣传方式的不足。村内的摄影头监控则对外出流动人员和不戴口罩现象进行了实时监督，个别条件允许的乡村还尝试采用了无人机技术来协助监督。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乡村做到了让现代科技服务于治理，切实发挥了治理中“科技支撑”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了乡村在疫情防控中的治理效率。

（二）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问题

1.疫情防控中的乡村传统思想

重大疫情的突发往往会使乡村群众面临着传统与现实间的选择。疫情防控期间，村民所面临的传统仪式活动以喜丧事为主。以喜事为例，对乡村而言，喜宴不仅仅是亲朋好友欢聚一起为新人庆贺，更是乡村“人情关系”与“礼尚往来”的表现方式。一方面村民认为随意更改婚期意味着不吉，即便不更改日期选择居家简约婚礼，得不到客人现场祝福的婚礼也意味着不顺。另一方面，取消婚宴会导致一些宾客选择不给或少给“份子”，乡村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与“人情关系”遭受冲击，新人家庭的切身利益也得到触碰。因此，在传统习俗与生命健康之间，个别村民更倾向于选择前者。传统思想与实际利益的影响下的疫情防控和乡村治理工作必然会引发部分村民的不满，也促使了更多的负面情绪在乡村内部产生和扩散。

2.疫情防控中的基本生活难题

疫情防控的首要任务是尽快让广大群众居家隔离以减少与外人的接触，但是对乡村而言，长时间居家隔离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基本生活保障问题。首先是食物来源，尽管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准备了足够的食物，但在农村例如白菜、萝卜等应季食物依然种在田地菜园间，村民想要获取这些食物，必须走出家门自行获取，这就为农村的居家隔离增加了阻碍。其次是农村取暖问题，当前很多乡村冬季取暖仍以烧煤炉为主，对于煤炭储备不足的家庭尤其是独居老人而言，家里断煤比临时外出带来的风险更大，因此部分家庭会不顾村委会要求，坚决外出采购煤炭。再次是沐浴问题。受冬季气温影响，乡村居民大多会选择到公共浴池进行洗澡沐浴，由于疫情期间公共浴池关闭，很多村民尤其是年轻村民会选择到有冬季沐浴条件的家庭沐浴，甚至是强行离开村庄到城镇有沐浴条件的室内场所沐浴。以上各种基本生活难题不但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工作量，也为乡村疫情防控带来一定风险。

3.疫情防控中的乡村基层力量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发展农村的重要战斗堡垒。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对新时代乡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带来了巨大考验。一方面是基层组织队伍建设问题。在人数有限的基层工作人员中，无论是村干部还是乡贤都以年长者为主，他们的实际工作效率经常因为受到体力精力的影响而大打折扣。而老一辈的党员同志本身学习能力较差，在理论学习上又难免有所欠缺，面临突发性的重大疫情，往往不能很好地结合最新理论分析问题，从而影响到了治理中的正确决策。另一方面是基层组织的权威性问题。村委会作为群众性的基层自治组织，本身的执法能力较弱，这就导致在重大疫情应急管理过程中很多工作无法顺利开展。面对村民的不服从管理和外来人员的强行进入等难题，工作人员因为自身职权限制、又得不到其他各部门的及时帮助，从而使得乡村治理工作捉襟见肘。

三、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思考与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与不足，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因此，乡村治理在重大疫情的应急治理过程中所凸显出的问题亟须各部门高度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  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关键要加强党建引领。一方面要通过党建引领，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进一步强化基层组织的纪律性。基层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做到服务群众、带动群众、教育引导群众，让群众能够自觉做到“听党话、跟党走”，从而筑牢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党建引领，强化城镇在职党员的责任意识，鼓励城镇在职党员下沉到基层，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中心下移，实现县乡村联动和资源的高效整合。而针对长远性的乡村队伍建设问题，则需要在乡村内部培养打造一批信念坚定、踏实肯干的年轻干部，同时也要借助政策上的倾斜，吸引对党忠诚、求真务实的非农村党员长期加入乡村建设，不断充实壮大乡村治理队伍，提升基层干部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

（二）  促进多元互动，重点发挥村民主体责任

只有最大范围内拓展和激发基层治理力量，强化多元主体的责任，才能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面对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和重大疫情的紧迫性，政府、党员、乡贤、村民等各乡村治理主体间应该强化自身的主体责任，加强彼此间的互动交流。与重大疫情下繁杂的应急性的治理工作相比，党员干部和乡贤力量显得较为薄弱。因此，乡村既要营造起良好的学习先进的氛围、实施积极的激励措施来调动年轻村民向党员看齐并争做乡贤，也要充分发挥党员与乡贤力量，带动更多村民加入乡村治理行动当中。乡村治理归根是村民自身家园的治理和建设。所以乡村还要加强乡村治理工作的宣传，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让村民愿意参与；要利用村民（代表）大会，挖掘村民的治理潜能，让村民勇于尝试；要注重民主协商，尊重村民意愿，让村民更加活跃；要提供乡村治理的培训与指导，让村民掌握治理方法，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让治理工作更加精细化与精准化。

（三）  文明家风乡风，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改变思想就是改变治理，乡风建设问题一直都是乡村治理的重中之重，乡风治理的关键就在于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自治方面，乡村可以集中发挥村民智慧，通过村民自发的书法、象棋、广场舞等活动营造起健康向上的乡村风气，并且通过开展“我的家风”“慈与孝”等主题活动让村民在参与中实现由家风到乡风的主动转变。法治方面，乡村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任何时候都要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营造淳朴的乡风民风，提升依法治理能力，在重大疫情中，对于一些不服从管理的顽固村民可依法防控进行强制性隔离和管理。德治则是要将个人美德、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相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通过开展文明家庭、五好家庭评比活动，在全村范围内弘扬道德新风，进一步强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四）  依托乡村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乡村基础设施问题是提升乡村防灾抗灾能力和乡村治理效能的基础性问题。

本研究发现，类似于乡村冬季沐浴和取暖等基础问题的根本是乡村发展问题。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备，一方面是由于政策性和乡村集体经费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村民个人经济条件不够。因此，一要用产业引领发展。这就要求乡村在治理过程中再次审视过去的发展道路，并重新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本村的发展定位，无论是农业、手工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要依托自身特色在找好定位的基础上推进创新和发展。二要用就业引领发展。这就要求乡村增强对人才培养的重视，提供和加大就业知识培训，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劳动者素质。同时要为有需求的困难村民提供一些公益性岗位，拉动乡村就业率。另外，还要加强提供就业信息服务，扩展村民尤其是青年村民的就业渠道，在保障村民基本收入的基础上，扩大村民的收入来源，提升村民生活质量。

（五）  拒绝“一刀切”，兼顾疫情防控与农业生产

疫情防控是重点，农时却不等人。随着天气日渐变暖，乡村也迎来了春耕时节，但是疫情并未结束，形势依然严峻。乡村治理在重大疫情治理过程中仍需继续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不可因农业生产忽视乡村治理中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时刻做好最全面、最充分地预案和最艰难、最充足的准备，在长期的“战疫”过程中警惕懈怠精神、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与侥幸心理，始终坚持“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强调要在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全力组织春耕生产。因此，各级各部门尤其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在实施治理措施时，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在特殊时期的乡村治理中明确治理的重点与定位，拒绝“一刀切”行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一体化发展，既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也要保证农业生产，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这两大目标任务做出贡献。

道阻且艰，行则将至。2020年的春天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大战，也是对基层治理的一次大考。乡村治理在重大疫情的应急性治理工作中做出了切实的努力与突出的贡献，却也在实际治理中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每一次重大疫情的突发都是一道大坎儿，更是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一股大劲儿，我们只有在过大坎儿中使出大劲儿，才会更快地迎来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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