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主义思潮的理论哲思

核心提示： 中国生态主义思潮围绕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找寻人的真实需要与树立健康生活方式、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和建构保证生物安全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其价值和意义在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当树立人类与自然有机联系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倡导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道德价值观建设并重的生态治理观和生态文明建设观，并在科技创新和科技生态化的基础上，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摘要】中国生态主义思潮围绕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找寻人的真实需要与树立健康生活方式、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和建构保证生物安全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其价值和意义在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当树立人类与自然有机联系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倡导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道德价值观建设并重的生态治理观和生态文明建设观，并在科技创新和科技生态化的基础上，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生态主义思潮

生态文明 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生态主义思潮是指中国学者以西方生态思潮、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包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基础对生态问题探讨而形成理论观点的总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与流行凸显了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虚假需要的追求和束缚中摆脱出来，树立健康生活方式，开展生物多样性伦理和生物安全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通过制度建设和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主张。

启蒙理性、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实践后果和以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生态思潮的出现，为人们恢复对自然的敬畏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从而使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又经历了一个返魅的过程

中国生态主义思潮从如下三个方面对于应当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展开了哲学反思。

第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依附自然、敬畏自然到支配和控制自然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启蒙理性和现代性价值体系所宣扬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文艺复兴之前的人类，由于对自然的认识不够深入和主体性能力的限制，人类认为自然充满某种神秘的精神和灵魂，对自然充满了恐惧和崇拜而依附自然和敬畏自然。文艺复兴运动和现代性价值体系则通过高扬人的理性而树立自立，使人类摆脱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这意味着人类从依附自然和敬畏自然的状态转向了对自然的祛魅，这是由他们所宣扬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的特点所决定的。在他们看来，自然是一个遵循机械规律运动和满足人的需要的被动客体，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可以支配和控制自然使之满足人类的需要，强调只要凭借科学技术进步，就能在控制和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实现无限经济增长，建立自由和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启蒙理性和现代性价值体系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由于他们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其实践的结果不仅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且也使得人类日益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启蒙理性、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实践后果和以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生态思潮的出现，为人们恢复对自然的敬畏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从而使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又经历了一个返魅的过程。生态科学和生态思潮不仅揭示了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机共同体，而且明确反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价值体系所秉承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要求用整体论思维、有机论思维来把握“人—自然——社会”的关系，要求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求人类放下对自然的傲慢和征服之剑，恢复对自然的敬畏，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第二，中国生态主义思潮还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如“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观念出发，强调人类与地球万物既是有差别的，同时又是平等和有机的关系，应当以上述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来化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所造成的人的身心、人与人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以理性为基础的同情心、包容心、责任心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文主义精神，重拾“天人合一”和“民胞物与”的智慧，化解启蒙理性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过度张扬，在恢复对自然的敬畏和抑制人的私欲的基础上，以慈悲心、同情心和“节用”的态度善待人类之外的自然和生命，来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思批判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来实现人的身心、人与人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实践哲学”的转向，超越了近代西方主体形而上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历史的统一关系，是我们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只有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持对自然的敬畏的基础上，合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才能实现人的身心、人与人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

人类应当重建禁忌观念，通过教育来培养人们的敬畏意识，秉承对所有的生命抱着负责的“敬畏生命”的伦理

中国生态主义思潮还立足于对禁忌观念、动物多样性伦理和生物安全的研究展开了对疫情的反思，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反思，中国生态主义思潮提出了人类应当重建禁忌观念，恢复对自然的敬畏、树立动物多样性伦理和建立健全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推进和深化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张。

禁忌观念在古代被认为是不能触犯的戒律，起到了保护人类生命的作用。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古代那种建立在敬畏对象基础上的禁忌观念荡然无存，这一方面反映了人类主体力量的增强和文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危及人类生存安全的重大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这客观上要求重建人类的禁忌观念，让人类做到“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从反思疫情的角度看，所谓禁忌和敬畏观念的核心就是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人类与人类之外的生命的关系。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人类与自然原本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生态共同体，这就要求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必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和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从人类与人类之外的生命的关系看，虽然人类处于地球生态系统进化的顶端，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望，任意对待人类之外的生命。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之外的生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我们对这些生命应当具有感恩之心、同情之心、仁爱之心，对他们的利用要取之以时，用之有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人类与人类之外的生命的和谐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进化的顶点，是生态系统运行的唯一主动调控者，也担负有使地球生态系统和谐运行的责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应当始终对人类之外的生命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使人类自身的实践行为有利于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和谐。

重建禁忌观念就是要通过使当代人把禁忌观念内化为一种规范自身行为的底线规则，并通过教育来培养人们的敬畏意识，通过舆论氛围形成违背禁忌的耻辱感和罪恶感，通过法律手段惩罚违背禁忌的行为，最终形成能够从内心规范人们行为的敬畏伦理。从维系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看，所谓敬畏伦理既体现为对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规律的尊重和敬畏，又体现为对人类之外生命存在的权利的敬畏，确立一种生物多样性伦理。生态科学揭示了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处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生态共同体中的组成成员都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员，如果人类一味地强调征服自然和向自然索取，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和谐。正因为如此，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家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在他看来，把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建立在满足人类需要之上的伦理学是有缺陷的，这种伦理观念既不利于人类精神和伦理的完善，又不利于维系生态共同体的和谐与稳定，他由此倡导以“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可使发展的生命实践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的伦理原则为基础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强调人类只有秉承对所有的生命抱着负责的“敬畏生命”的伦理，才能真正彰显人类精神的伟大和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敬畏生命”的伦理实际上要求人类应当立足于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与稳定这一目的出发，善待动物和保护动物。疫情的发生和盛行固然与社会应急体制不够完善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是在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盲目追求非理性的欲望，不能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不能正确处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甚至把食用野生动物当做一种“美味”或身份地位的象征，从而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和谐。这是因为：不仅野生动物本身携带有诸多人类知晓或未知的危及人类生存的病毒，为了满足非理性的欲望而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势必会大大增加人类感染病毒的几率。更为关键的是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组成部分，它们与人类在生态共同体中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对“野生动物”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尊重和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同时也要求我们放弃狭隘的人类利益，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通过保护动物生命生存的权利，最终实现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和谐这一目的。

生物安全成为中国生态主义思潮关注和反思的热点问题，提升我国保证生物安全能力，把生物安全问题置于国家总体安全观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位置

生物安全问题一直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所谓生物安全，一般是指没有正确处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或者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所引发的对人类有害的生态环境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流行既使得生物安全问题成为党中央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使得生物安全问题成为中国生态主义思潮关注和反思的热点问题。

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当把生物安全问题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中，进一步深化了他所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2020年5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把生物安全问题置于国家总体安全观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位置。中国生态主义思潮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从如何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和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对生物安全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

第一，“生物安全”问题表征的是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生物圈的和谐与稳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就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能否实现生物安全，不仅关系到能否实现人类与人类之外的生物和谐相处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物质文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和保证生态安全的问题。但生物安全一直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短板，这就要求我们把实现生物安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在把维护生物安全提高到保证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建设的战略地位的同时，通过对生物安全进行立法和宣传，建立系统完善的保证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补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短板。

第二，生物安全既要处理好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又要防范现代生物技术的创新和运用给人类可能带来的风险。从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看，野生动物既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内在组成部分，又带有诸多危及人类生存安全的病毒，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不仅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且会给人类带来诸如新冠肺炎疫情、SARS、禽流感、埃博拉等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社会发展的危机。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是需要制定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和监管体系，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二是应该摆脱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偏执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支配，树立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的生态道德和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保证地球生态共同体的整体与和谐；从生物技术的创新与运用看，生物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既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但也隐含着或者由于生物技术不完善而导致的诸如破坏生物多样性、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出现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应当在推进和鼓励生物技术创新和运用的同时，在强化科研道德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制定保证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生物安全监管体系。

第三，保证生物安全还需要我们加强对生物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升我国应对保证生物安全能力的同时，大力展开生物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与国际交流，从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出发，建构人类健康共同体，避免全球性因生物安全而导致的传染病和重大疫情的发生与流行。

只有变革不利于人类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代之以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才能真正落实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

中国生态主义思潮是立足于如何深化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目的反思新冠肺炎疫情的根源与危害的，这种反思对于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避免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安全事件的再次发生，其根本途径在于树立强调人类与自然有机联系与和谐共生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在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文艺复兴运动和现代性价值体系所宣扬的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是其理论的固有缺陷不仅导致科学技术理性的盛行、社会价值观朝着物欲化的方向发展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日益贫乏、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等负面效应，并呈现出人的身心、人与人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和生态危机。这就要求我们应当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对自然的祛魅走向对自然的返魅，树立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并在维系人的身心、人与人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上追求发展，而不能以环境破坏和人的异化为代价追求发展。

第二，要使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真正落实到现实中，既需要外在的生态法律法规硬性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又需要培育生态文化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提升人们在实践中遵循自然规律的内在自觉。对于如何进行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问题，存在着以生态中心主义强调生态价值观的德治主义的路向和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建立严格生态法律法规的技术主义的路向。前者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经济增长，并由此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反对任何人类利用和改造的行为，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并辅之以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由此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拒斥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的人类屈从于自然的所谓和谐状态；后者则强调生态运动的基础和内在动力是人类的利益和需要，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不在于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是要在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制定包含奖惩机制在内的严格的生态法律法规。上述两种观点都看到了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道德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作用，但都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正确的途径在于既坚持生态法律法规中的奖惩机制从外在方面规范人们实践行为，又通过生态文化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的培育，形成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敬畏感，进而提升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自觉，形成一种以主体良好品质为基础的环境美德，二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流行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们缺乏系统完善的生态法律法规，无法有效地规范人们滥用技术和滥用自然的行为，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缺乏以禁忌和敬畏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对外部自然无法真正做到心存敬畏，行有所止。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前提是树立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但要使这种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真正落实到实践中，既必须体现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又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的作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和生态危机的关键就在于盛行以控制自然、支配自然为基础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指导下的不顾生态环境制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和追求商品占有、消费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只有变革上述不利于人类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代之以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才能真正落实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又必须以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为基础，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不仅能够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损耗，最大限度地生产人类所需要的产品，而且能够极大地减少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避免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产品具有耐用、绿色、低碳和环保的特征，为维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7AKS017）和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自选项目（编号：中宣办发[2015]49号）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王雨辰：《生态文明的理论源流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②[美]乔尔·科威尔著、杨燕飞等译：《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③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