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棣：吕不韦和《吕氏春秋》（4）

（七）《史记》对吕不韦的评价

我认为，《史记》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评价是两面的。一方面，司马迁对《吕氏春秋》的评价是正面的，他记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说这本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而且他在《报任安书》中写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他将《吕氏春秋》与这些圣贤书放在一起，可见对这部书非常推崇。另一方面，司马迁对吕不韦其人的评价是负面的。他在《吕不韦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评价吕不韦：“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意思是吕不韦只是表面上追求仁德，而行为上却违背仁德，以仁人自居而不疑惑。这样的人，仅仅是在诸侯国做事骗取些虚名，或在卿大夫家做事骗取些虚名罢了。

我认为，司马迁对吕不韦的负面评价，影响了后世对吕不韦的认识。后世之人评价《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时候，经常把他们割裂开来，认为《吕氏春秋》是好书，但这本书是由吕不韦的宾客所著，与他并无关系。

二、《吕氏春秋》其书以及对后世影响

（一）《吕氏春秋》的作者

按照《史记》中的说法，吕不韦曾仿效战国四公子的做法招养门客三千，又因荀子等人“著书布天下”，便让这些门客“人人著所闻”，书成后取名《吕氏春秋》。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该书是“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由此可见，《吕氏春秋》确实是成于众人之手的一部经典。然而，吕不韦对于该书的编纂无疑是起到主导作用的。一是编纂起因于吕不韦有感于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二是成书后的《吕氏春秋》是一部体例完整、结构合理的著作，而不是一部简单的众人撰述拼凑；三是编纂上体现了吕不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撰述宗旨和“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写作原则。

（二）《吕氏春秋》成书的背景和目的

《史记》中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司马迁认为他写《吕氏春秋》的目的是要与其他六国的四公子媲美。

我认为，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目的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正如司马迁所说，招士是为了比肩六国四公子，著书是为了效仿荀子等诸子百家的做法立说于天下。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原因。这本书成于秦王政八年，也就是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很明显，吕不韦的目的就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秦王政。因为当时吕不韦已经看出来，东方六国势力已经日益弱小，秦灭六国的战争即将打响，秦统一天下已是指日可待。那么统一以后，该如何治理天下？这部《吕氏春秋》就是他为秦国统一天下后制定的治理天下的蓝图。所以他将此书“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其目的并不是改书，而是将他的思想昭示天下。但秦国的传统与吕不韦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秦王政并没有采纳，而且在亲政后用嫪毐的事治吕不韦的罪，迫使他自杀。

（三）《吕氏春秋》的“黄老”思想

可以说，汉代时的“黄老”政治基本就是吕不韦的思想，比如汉文帝、汉景帝完全放任大臣们放手去做，基本上就是采纳了吕不韦的思想。所以有人把吕不韦的《吕氏春秋》算作“黄老书”。

（四）《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

关于《吕氏春秋》成书时间的问题，在《吕氏春秋·序意》中清楚地写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高诱在其注本中解释“维秦八年”就是秦始皇继位第八年。

后世之人对于《吕氏春秋》成书时间产生了一些争议：一种是认为《吕氏春秋》是二次成书；一种是认为即使是一次成书，也是在秦王政六年完成；还有一种是认为《吕氏春秋》是在吕不韦死后完成的。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几种情况：

1. 关于两次成书的争议

有人认为，在《八览》《六论》《十二纪》这三个部分中，《八览》是在吕不韦迁蜀以后完成的。因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但是我认为，司马迁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在抒发自己的情绪。因为他当时在被实行腐刑后忍辱完成《史记》，认为只有在困厄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好书，故而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并不是实指。实际上，吕不韦在迁去蜀地之前就已经饮鸩自杀了，因此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

有一部分人认为《六论》和《十二纪》是吕不韦在世时完成的，但是《八览》是在他死后宾客补写的。但实际上在吕不韦自杀后，他的宾客被秦王政赶走的赶走，放逐的放逐，试问谁还会有心思去写书呢？所以这个说法也是很难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