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蓝本论争中的一些问题

古代中国最著名的戏曲《牡丹亭》，除作者汤显祖在《题词》中提及渊源关系不很明显的本事外，问世之后长达320多年的时间内，无人指出其来源。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过孙楷第、谭正璧、姜志雄、徐朔方等前辈学者的接续努力，80年代以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是《牡丹亭》的蓝本遂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刘辉先生曾提出异议，但未成一家之言，有关学术综述都未涉及。笔者2006年发现《稗家粹编》收录的传奇体《杜丽娘记》后，撰文质疑学界定论，遂引发了新世纪《牡丹亭》蓝本问题的论争热潮。通过梳理《牡丹亭》蓝本问题的相关知识谱系，研究蓝本问题论争中的有效证据和逻辑推理及其局限性，有利于展开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反思。

现已发现与《牡丹亭》蓝本直接相关的资料有四种。孙楷第1931年在日本东京发现何大抡编《燕居笔记》卷九有《杜丽娘慕色还魂》（下文简称《慕色》）篇目，余公仁编《燕居笔记》卷八有《杜丽娘牡丹亭还魂》篇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1932年完成）。1933年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宝文堂书目》的著录而设《杜丽娘记》条目，指其为通俗小说，然而《慕色》《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并以文言演之，不知即此本否”，因而特标“存（？）”，显得非常谨慎，为深入研究《牡丹亭》蓝本问题提供了文献基础。但后来学界却缺乏此种谨慎，普遍将3500余字的《慕色》和1500余字的《杜丽娘记》混为一谈，并因《宝文堂书目》著录标题近似而先入为主地认为三者同书，预设话本《慕色》就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笔者发现胡文焕编《稗家粹编》卷二收录《杜丽娘记》（1500余字），与余本《杜丽娘记》仅有局部文字差异，且《稗家粹编》具有万历甲午（1594）序刻的明确时间，提出《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是《杜丽娘记》，《杜丽娘记》具有成为《牡丹亭》蓝本的全部条件。而《慕色》的成书时间和收录时间待考，成为蓝本的条件只是推论。（《〈牡丹亭〉蓝本问题考辨》，《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因为《慕色》《杜丽娘记》承继关系缺乏有效证据，不少学者提出折中说或合一说，认为《牡丹亭》具有共同蓝本。陈国军发现卓发之《漉篱集》卷一二《杜丽娘传》（760余字），系“庚戌年所辑少年著述”，成篇时间在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1600—1610）之间。（《新发现传奇小说〈杜丽娘传〉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3期）。笔者认为，《杜丽娘传》属于“少年著述”，则《慕色》的成书时间若在1601—1610年之间，则晚于1596年已经成书的《牡丹亭》；在1601年之前，则与《牡丹亭》孰先孰后未定。但在时间点上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慕色》在《杜丽娘记》的文字基础上敷衍扩编并参考《牡丹亭》而成，卓发之看到《慕色》后再改写成《杜丽娘传》。

在文本因袭方面，笔者2006年发现《杜丽娘记》中杜丽娘“送别词”仿《天缘奇遇》而成，从而推断《杜丽娘记》的成书上限在嘉靖后期。陈国军指出柳梦梅“和”词亦见《天缘奇遇》，但原始出处为陆采作于嘉靖四年（1525）的《怀香记》，《杜丽娘记》当成书于嘉靖二十八至三十九年，不可能出于正德年间。（《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6年版）笔者发现《慕色》中200余字的偶笔与《征播奏捷传》第十一、十二回雷同，仅有局部差异。而《征播奏捷传》创作当在1600—1602年间。《慕色》与《征播奏捷传》因袭关系明显，但孰先孰后尚无证据。（《〈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另外，汪天成等发现何大抡和余公仁编《燕居笔记》均对“光宗皇帝”抬头顶格，从而判定其文本产生时代一定远在汤显祖之前。（《玉茗堂四梦文本考》，抚州汤显祖国际论坛，2016年）二者可能存在误刻或漏刻，但也表明二者沿袭特征明显。

刘静楠2016年发现何大抡编《诗经默雷》《诗经心决》两种著作，周明初2019年在此基础上考证出《重刻增补燕居笔记》的编者何大抡是比汤显祖晚一辈的同乡，该书当成于万历后期，晚于《牡丹亭》。（《〈牡丹亭〉蓝本为〈杜丽娘记〉补说》，《文艺研究》2020年第1期）

姜志雄根据“何本《燕居笔记》所收话本小说与传奇故事共三十一篇。凡见于他书者，大半可确定为嘉靖以前作品，至晚亦在嘉靖前期”，从而推断何本《燕居笔记》所收作品（含《慕色》）的写定时间“肯定不后于嘉靖年间”（《一个有关牡丹亭传奇的话本》，《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6期）。姜志雄首次依据《慕色》文本进行分析论证，为确立《慕色》的蓝本地位作出了关键性贡献，但从《燕居笔记》收录的30篇小说成书而推断出《慕色》“肯定不后于嘉靖年间”，不是铁证，其“推理”有待确证。周明初通过考察《杜丽娘记》《慕色》的语言和体式特点，认为大致可以确定《杜丽娘记》产生于正德至嘉靖年间，而《慕色》则产生于晚明时期。

笔者认为《慕色》具有明显的改编特征，《慕色》是在《杜丽娘记》文字基础上的合理想象性添加和“扩编”。但伏涤修认为反向推断亦可（《〈牡丹亭〉蓝本问题辨疑》，《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在杜丽娘的四种小说文本中，陈国军认为，从传奇与话本的文体前后承继关系上判断，话本或从传奇而来；但就戏曲与话本、传奇小说文本关系而言，汤剧与话本的因缘更大。

笔者推断《牡丹亭》的盛行影响了《慕色》《杜丽娘记》的编辑出版。《杜丽娘记》流传不广，未被《燕居笔记》早期刊本收录。在《牡丹亭》“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的时候，何本《燕居笔记》收入了改编本《慕色》，后来余本《燕居笔记》删掉改编本，直接收录原本《杜丽娘记》，但目录依《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而改题《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

甄洪永对汤显祖自陈《牡丹亭》来源问题进行了合理解读。笔者认为汤显祖不提杜丽娘故事，有隐瞒之嫌，但甄洪永认为汤显祖考证蓝本故事情节原始源头的目的，是为“至情说”寻找文献依据，增强“至情说”的说服力。（《汤显祖“至情说”的多维解读》，《中华戏曲》2014年第1期）这个说法较有说服力。

《慕色》在时间、称谓、逻辑、衔接上存在的一些混乱或牵强之处，主要是《慕色》在改编时思路受到牵制和影响。伏涤修认为：“话本《慕色》确实存在粗糙、混乱之处，但这正是话本未精雕细琢的原生态表现……后来的《杜丽娘记》修正了话本中的明显错讹。”伏涤修之论不过是“后来居上”“后出转精”的惯性思维。还有小说戏曲的改编规律问题。周明初提出，由唐宋元明时期包括传奇体、笔记体在内的文言短篇小说改编为话本或拟话本小说的例子在在有之，但从话本或拟话本小说反向改编为带有文言色彩的短篇小说的情况，在古代小说史中似乎没有出现过。杜丽娘还魂的故事，由最初的文言短篇小说《杜丽娘记》，启发了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的创作，又在两者的共同影响下，产生了话本《慕色》。

学界普遍认为《宝文堂书目》著录有“简称”，伏涤修甚至认为《宝文堂书目》“将《张古老种瓜娶文女》（见《古今小说》卷三三）著录为《种瓜张老》，将《万秀娘仇报山亭儿》（见《警世通言》卷三七）著录为《山亭儿》”。这种说法，没有充分考虑到《宝文堂书目》在成书、体例、著录等方面的复杂性，学界在运用《宝文堂书目》时过于简单化。《宝文堂书目》是否有“简称”著录的特性尚需论证。伏涤修对《宝文堂书目》中《杜丽娘记》前后连续排列、题名类型相同的十二种作品进行考察，推知《杜丽娘记》应为话本体裁；陈国军也从《杜丽娘记》“分类”在《红莲记》《冯玉梅记》《郭大舍人记》与《萧回觅水记》《柳耆卿记》《孔淑芳记》之间，推断《杜丽娘记》为话本体小说的可能性很大。但《宝文堂书目》著录《六十家小说》时都是“分篇”著录和“分散”著录，所以“前后连续排列”“题名类型相同”在解释《杜丽娘记》时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熊龙峰小说四种》所收《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能够完全确定是在改编《孔淑芳记》的基础上对《剪灯新话》进行抄袭和模仿，因而造成了“有违生活常理”“有违当时情境”“有违语言逻辑”“有失文气连贯”等疵漏（《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来源、成书及其著录》，《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3期）。《杜丽娘记》与《慕色》的关系，与之完全类似，可以参照解释《慕色》的改编性质和其中的疏漏。

如果没有《宝文堂书目》著录《杜丽娘记》这条资料，真正从《燕居笔记》所载文本出发，谭正璧认为“我们只能猜测这二篇传奇文（也是话本）……很可能是根据汤氏戏剧的内容来写的”（《传奇〈牡丹亭〉和话本〈杜丽娘记〉》，《光明日报》1958年4月27日）；胡士莹承认“我们只能猜测这篇《杜丽娘》话本，很可能是根据汤显祖《牡丹亭》的内容来写的”（《话本小说概论》，1963年初稿）。如果《稗家粹编·杜丽娘记》早日披露，相信上述猜想或论断会改变。刘辉曾凭着艺术敏感预测：“（《慕色》）平庸无奇，缺乏魅力，显然不是原本《杜丽娘记》。如以《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与小说描写相比较，语句几乎相同，因袭痕迹甚浓，而独无汤显祖的典雅光彩，一见而知其为明末文人据《牡丹亭》之改作。”（《题材内容的单向吸收与双向交融》，《艺术百家》1988年第3期）现实正朝着刘辉预测的方向发展。

或许，《牡丹亭》蓝本问题的论争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