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进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沈钧儒，被誉为民国“报界之奇才”的黄远生，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的“政坛不倒翁”谭延闿，投靠日伪最终被以汉奸罪处决的王揖唐……这些履历悬殊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最后一榜进士，名字都镌刻在现今收藏于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末科进士题名碑上。

进士，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功名。《明史》有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足见进士出身之殊荣与尊遇。然而，1904年的273名甲辰科进士，人生道路注定迥异于前人。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他们因此成为“末代进士”。他们中的很多人，见证了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中，末代进士们命途各异，有人青史留名，有人遗臭人间，有人另辟蹊径，有人随遇而安，还有更多的人在短暂的“光宗耀祖”后从此沉寂无闻。

位于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进士题名碑。 供图/CFP

光绪甲辰科殿试大金榜。

商衍鎏

谭延闿

黄远生

刘春霖

最后的科举

1904年7月4日清晨，北京，紫禁城。

黎明的微光中，273名考生从东华门进宫，进入保和殿。殿宇森严，他们随意择座，陆续支起了“便携式桌椅”，桌面是用光面细布蒙着的薄板，桌腿是四根可以折叠收纳的铁条，椅子则是用以装考试用品的藤筐。大约七点，“至中和殿阶下跪接”策题后，考试正式开始。

这是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904年7月4日）的甲辰科殿试。殿中的273名考生都已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乡试和会试，终于得到了“贡士”的身份。眼下，他们没有名落孙山之忧——当时贡士参加殿试，没有落榜之说，考完都是进士，只按名次分为一甲、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他们正踌躇满志——古代文人参加科举的最高荣誉状元、榜眼和探花，也就是一甲前三名，将在这科举制度的最后一关中选拔而出。

从清晨到傍晚，273名考生奋笔疾书，终于交卷。3天后，乾清门外，再次进宫的考生们恭听殿试名次的宣读，是为“小传胪”。一片寂静中，第一个名字，也就是甲辰科状元的名字被高声喊了出来：刘春霖。

刘春霖，字润琴，1872年出生，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北宋《神童诗》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用来形容刘春霖再合适不过。他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曾在济南、保定府衙当皂役，为贴补家用母亲还做过女仆。按照清代规定，皂役之后不允许参加科举，刘春霖寄养在大伯家里，才有了考取功名的资格。1892年，20岁的刘春霖通过院试，考中秀才。此后，由于父亲病故守孝，以及庚子事变取消乡试的影响，直到1902年他才得以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两年后，32岁的刘春霖金殿夺魁，一鸣惊人。

苦出身的刘春霖夺得这个状元，流传的说法不少。最常见的说法是，第一名原是一个叫朱汝珍的考生，慈禧太后因为珍妃，见到“珍”字就十分厌恶，朱汝珍又是广东人，慈禧想起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便将其名次挪后，而刘春霖因名字中有“霖”字，含有“霖雨苍生”之意，籍贯肃宁又有“肃静安宁”的含义，于是，慈禧御笔一圈，刘春霖便成了状元。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但其实与刘春霖同一年高中探花的商衍鎏早已澄清过此事，他在《我中探花的经过》一文中写道，刘春霖与朱汝珍二人的卷子确实调整过，但“钦定的是光绪帝，慈禧太后并未看卷”。殿试读卷大臣之一陆润庠曾告知他，二十四日（1904年7月7日），读卷大臣八人将试卷的前十本进呈光绪帝，光绪帝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写得好，第四卷比第三卷作得好，所以互易”，如此，最终的结果是刘春霖为状元，朱汝珍为榜眼，商衍鎏为探花，位列第四的张启俊成了二甲第一名，为传胪。

小传胪之后，新科进士们迎来了风光无限的“春风得意马蹄疾”。7月8日，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大传胪典礼，韶乐齐奏和鸣，鸣鞭响彻云霄。随后，刘春霖、朱汝珍和商衍鎏三人被迎至东长安门内，顺天府尹早已在此结彩棚相迎，亲自为他们进酒、簪花、披红，并将他们引出彩棚骑马。紧接着，鼓乐开道，执事们打着“状元及第”“榜眼及第”“探花及第”的牌子，三人开始“骑马夸街”，走到顺天府尹衙门时，下马举杯庆贺，礼毕，继续骑马游遍四城……

此时的鼎甲三人并不知道，晚清飘摇的时代大潮里，他们的命运注定与历代进士大不相同。“学而优则仕”，平步上青云，这条科举骄子们习以为常的道路已不再平坦。

除三甲被授职翰林院修撰、编修外，新科进士们被授予的官职主要是翰林院庶吉士、各部学习主事、各地即用知县。在晚清官员冗杂的境况下，三种官职都更接近试用期甚至实习员工。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李林研究，庶吉士须在馆中清苦学习三年，才能正式授职，学习主事也要三年期满，考核合格方有机会补缺，而即用知县名为“即用”，实际也要长期候补，甚至正式职位空出来也不一定能顺利补缺。

毕竟是科举选拔的最优人才，没有实职，该如何安置呢？1904年初，清政府设立了进士馆。这是一个培训进士的专门机构，也就是说，新科进士们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后，还要进入进士馆继续接受再教育。当然，学的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等“时务”。

实际上，早在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清政府就试图“改革”人才选拔标准，下令科举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均应切实敷陈”。1903年、1904年的会试试题中，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还增加了中国政治史事论，以及财赋、商务、刑律等西学内容。可惜，效果不尽如人意。进士馆的设立，便是期待新进士通过系统学习，能够“通时务而应世变”。

然而，进士馆设立才一年多，连进士也没了。1905年9月1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故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第二天，光绪帝准诏，相沿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由此终结。

尚未从进士馆毕业的新科进士们，从此变成了末代进士。

进士东游

1905年10月14日，上海，黄浦江码头。

沈钧儒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日本神户的德国客轮。沈钧儒与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是同科进士，与三甲相比，他的殿试成绩不算特别出众，仅为二甲第75名，被授予的官职是刑部贵州司学习主事。此时的沈钧儒正值而立，已结婚生子，按照传统文人的观念，他本可以一边做清闲的小“京官”，一边入进士馆学习，但他从来不是“独善其身”之人。

早在甲午中日战争后，20岁的他就被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深震撼，作诗抒发忧国愤世之情：“挽输已痛民财竭，盟约犹看贿命颁。太息圣恩宽败律，都教生入玉门关。”救国的种子，那时就在年轻的沈钧儒心中发芽，怎样才能使羸弱的国家臻于强盛？30岁的他决定向海外觅取新知，1905年初，沈钧儒主动向清政府申请赴日留学。

初到日本，沈钧儒便剪去了辫子，并写信给夫人力劝她放足。他本想学自然科学，但一方面“因为缺乏外文基础，断了念头”，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内外时局的影响，最终进入了东京的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改学法政。

所谓速成科，是法政大学专为中国留日学生而设。课程包括刑法、诉讼法大纲、民法大意、行政法通则、日本宪法与宪法比较、警察法、地方行政法等。考虑到学生大多不通日语，教学时由日本讲师以日语讲授，同时配备翻译现场“同传”，以便使学生用一至两年的时间快速毕业。

速成科的开办，得益于当时留学日本的曹汝霖和范源濂居中联络。他们向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提出，中国留日学生习武备、教育者多，习法政者极少，若按常例修习法政，必先学语言，而后再费三四年学习法政，至少耗时六七年，因此提议设立法政速成学校。此事很快得到日本外务大臣和清驻日公使的赞同，1904年5月7日，速成科举办了开学典礼。

如果说考取进士是沈钧儒人生的新起点，那么，决定赴日留学，则是他事业的第一次重要转折。这不仅是因为他系统完成了对西方政治学说和法律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他在日本接触了种种进步思想。

就在沈钧儒赴日前夕的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与此同时，国内和日本的立宪运动也进入高潮。沈钧儒与两派人物都有联系，他的同学中立宪派更多，同乡中又不乏革命派人物，如他晚年回忆所说：“清光绪末年，我留学日本，就跟在日革命党人有所接触，特别是和光复会往来较多。光复会著名人物如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都是浙江人，其中也有参加同盟会的。”

两种思想的碰撞中，晚清进士沈钧儒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只是，囿于自身经历，当时的他尚未完全接受革命思想，而是走上了主张君主立宪的改革道路。1907年1月，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阐发宪政理论，沈钧儒也参加了筹办工作。9月，为督促清廷建立民选议院，沈钧儒等回国，领衔向督察院呈送了100余人签名的《民选议院请愿书》。这是当时第一份要求清廷速开国会的请愿书，沈钧儒后来自豪地说：“在中国，假如有人要写一本宪政运动史，应该从民国以前的立宪运动说起，而民国以前的宪政运动，可说是由我开头的。”

负笈东渡的不只沈钧儒，1906年，沈钧儒赴日的第二年，随着进士馆停办，一大批末代进士——包括三甲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在内，统统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大部分都进入了法政大学速成科求学，据不完全统计，速成科1000多名毕业生中，甲辰科进士多达73名。按当时正在日本的吴玉章的说法，这批人是“由于在国内没有出路了，差不多都到日本进了这个学校。”且不论吴玉章的回忆是否准确，事实是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末代进士们，的确有不少人在日本转变成了立宪派人士，并在清末立宪运动中风生水起。

立宪，尚在清政府的预期内，令清廷追悔莫及的是，官方许可的速成科竟然走出了不少革命者，包括胡汉民、宋教仁、居正、陈天华等。这些革命派风云人物汇聚一校，其影响可想而知。商衍鎏之子商承祚就回忆过，1906年12月2日，父亲曾听过孙中山演讲，“是日是《民报》周年纪念会，《民报》主张革命，第一位演说者是孙中山，他讲的内容有三：一、种族革命，二、政治革命，三、社会革命。到会听讲者数千人，鼓掌之声，络绎不绝。”

不过，正如沈钧儒一样，这批接受传统教育的末代进士们学成归国时，更多人还是成为了君主立宪方面的专家和活跃分子。只是，他们不曾料到，授予他们传统功名并资助他们留学的清王朝，并没有留给他们充分发挥所学的机会。

立宪生力军

1910年11月9日，北京，资政院。

近200名议员群情激昂，正在热烈讨论。前一天，具有临时议会性质的资政院上了一封奏折，请旨处分湖南巡抚杨文鼎，原因是后者未经湖南省咨议局讨论通过就擅自上奏发行公债。这天，上谕颁下，但对杨文鼎的行为没有任何处分，仅以轻描淡写的“疏漏”一语带过。由于上谕内有军机大臣副署，资政院议员刘春霖当即提出，要求军机大臣出席答辩。个别议员担心如此做法，军机大臣心里会不舒服，刘春霖当即表示：“我们资政院必要求着军机大臣心里舒服，还成个什么资政院呢！”

刘春霖的发言赢得议员们阵阵掌声，然而，这样的掷地有声只是昙花一现。军机大臣根本不把资政院放在眼里，连个人影都没出现，资政院无奈，又弹劾军机处，却惹得军机大臣怒而集体辞职。矛盾激化至此，摄政王载沣的处理是，一面抚慰军机大臣，一面指责资政院越权妄议。弹劾案最终不了了之。

据理力争的刘春霖大概不明白，晚清政府的立宪，本来就是一场骗局。所谓的咨议局、咨议院，只是清政府给自己拖延立宪粉饰门面而已。

1906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归来，向慈禧太后力陈立宪的好处：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迫于内外压力，慈禧遂表示同意，9月1日，清廷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上谕虽然没有确定立宪年限，但已足够令立宪派欢欣鼓舞，他们奔走联络，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帷幕。

1907年，清廷宣布在中央筹备设立资政院，在各省设立咨议局。两年后，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作为临时省级议会机构。主张立宪的末代进士们迅速成了咨议局和资政院中最活跃的一支生力军：刘春霖当选为直隶省咨议局议员，沈钧儒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与沈钧儒同为甲辰科二甲进士的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则分别当选为湖南省、湖北省和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刘春霖还当选为资政院议员。

作为各省咨议局的代表，他们一面积极提出议案，一面发动国会请愿运动，以督促清廷速开国会。1910年，各省先后3次派代表进京请愿，结果却给了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沈钧儒当头一棒，他后来回忆说：“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间，各省请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在北京待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结果，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府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

11月4日，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发布谕旨称“于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开设议院”，并特别指出，这是最后确定年限，“万不能再议更张。”

这次万不能再更张的议院，最终没有开成。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而清政府的一次次拖延、1911年皇族内阁的登场以及高潮迭起的保路运动，也彻底将沈钧儒和许多立宪派人士推到了革命一方。

革命与遗老

1911年10月31日，湖南长沙，谭宅。

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涌进来，谭延闿一时惊恐不已，以为大祸临头，慌忙躲起来。不料，士兵们的目的竟是“请”他就任中华民国湖南省都督。“士兵们蜂拥而上，连推带拖，把谭延闿塞进八抬大轿，抬起就走。谭家的人吓得号哭起来，谭延闿被抬进都督府还惊魂未定。”湖南行政学院教授许顺富在谭延闿传记中这样写道。

湖南的革命，发生在武昌起义12天后。10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湖南新军发动起义，当天，湖南成为继湖北之后第一个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省份。起义后，焦达峰、陈作新分别被推举为正、副都督，但独立不到10天，两人竟同时在兵变中被新军管带梅馨杀害。一时间，新军中连一个能收拾残局的人物也找不出，就这样，立宪派的谭延闿被推上了都督的宝座。

谭延闿出身湖南的大官僚地主家庭，父亲谭钟麟任清朝两广总督时，他就跟随左右出谋划策，社会上一度将他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公子”。1904年考取科举功名后，更是名声大噪，再加上顺利当选湖南省咨议局议长，他在当地士绅中颇具声望。

起义前夕，谭对革命的态度并不明朗。革命党人阎幼甫曾与其共事，他后来回忆，武昌首义成功后，长沙的革命党人想联络谭延闿，作为臂助，甚至指望他“能够站到革命旗帜之下，并愿以高位让给他”，结果派人秘密洽谈时，谭“唯唯否否，对革命并无热情”。但谭延闿也没有反对革命。1904年，他就曾帮助黄兴脱险，辛亥革命前，面对湖南巡抚拿来的革命人士黑名单，他还故意声称这些人不值得忧虑。

不论动机如何，谭延闿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确大大减轻了湖南起义的阻力。起义后，他顺利得到了湖南民政部长和临时参议院议长的头衔。及至焦达峰、陈作新被害，谭延闿更是直接继任都督，自此开始了他近二十年的民国“政坛不倒翁”生涯。

谭延闿“转向”革命派，与同科进士汤化龙也有点关系。汤化龙出身湖北商贾世家，本是清末激进的立宪派人物，奈何立宪派发动多次国会请愿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对清政府绝望的汤化龙开始向革命派靠拢，甚至跟四川省立宪派人物蒲殿俊密议：“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群龙无首，革命党人想到了“足以使一班人民之悦服”的汤化龙。10月11日，天才蒙蒙亮，从友人家里归来的汤化龙刚刚就寝，一干革命党人紧急寻来，请他就任湖北省军政府都督。汤以文人不懂军事为由拒绝，革命党人又找到了黎元洪，最终，黎元洪被赶鸭子上架当了都督，汤化龙接受了湖北民政总长的职位。相比黎元洪的“弥勒佛”作风，汤化龙就任后当即坚决表示“自当尽死效命”。他为革命“尽死”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稳定湖北局面，促使各地响应起义，其中就包括派胞弟汤毓龙持他的亲笔信，去长沙见谭延闿。

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爆发。图为沈钧儒（右三）等人在狱中看书写作坚持斗争的影像。供图/CFP

晚年的商衍鎏与儿子商承祚合影。

北京贡院历来是会试考场，但由于其在庚子国难中被毁，1904年的甲辰科会试是在河南开封贡院举行的。图为庚子国难后的北京贡院明远楼，楼下考棚大多已经损坏。

湖北、湖南相继独立，汤化龙、谭延闿都以“革命元老”自居时，杭州城里正是风雨欲来。革命党人正在悄悄筹划起义，沈钧儒等浙江咨议局议员则发起组织省城民团，名为“保卫闾阎”，实际就是响应辛亥革命。10月底，起义所需的经费、炸弹、浙江都督印信等都准备就绪，沈钧儒也领到了自己的任务：负责政治组织方面的设计筹备工作，包括草拟光复的通电、布告等。

沈钧儒已经选择了革命，但他还是希望不发生流血牺牲事件。11月3日，他亲自找到浙江巡抚增韫，劝说他拆毁旗营和城墙，将满人编入汉籍，宣告独立，以免遭到杀戮，可惜被增韫拒绝。第二天，起义爆发，杭州城的革命党人和新军迅速占领抚署。次日，全城光复。就在起义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沈钧儒来到了咨议局，亲自降下了龙旗，升起了代表革命胜利的白旗。当时，各地起义出现的旗帜有十多种，其中用得最广泛的就是白旗，既有正义之师、白旗如林之意，又有报仇雪耻、光复山河的悲壮色彩。

1912年5月，沈钧儒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这个科举时代的进士，曾经将国家的强盛寄希望于君主立宪，如今，他再一次坚定地走向了新的求索之路。而在他的身后，一些昔日的同年、同窗已经被时代洪流无情抛下。

榜眼朱汝珍的脚步就有些“落伍”了。1908年从日本学成归来后，朱汝珍做过京师法律学堂教授，参与拟定了中国第一部商业法——《大清商律草案》，担任过晚清第一次法官考试的主考官，直到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他波澜不惊的仕途戛然而止。天翻地覆的变革前，他选择了跟随逊位的溥仪，留在紫禁城的“小朝廷”里，长达13年。民国政府曾多次邀请他出任职务，但他都谢绝了，坚称“不事民国”。

状元刘春霖似乎也有点发蒙。不久前，他还是力主改革的进步人士，在资政院里挥斥方遒，如今不过短短一年时间，他就变成了“落后”的前清遗老。大概是不知如何面对时局，39岁的他一度寓居北京家中，终日读书吟诗，与友对弈。翻阅刘春霖大事年表，两年的时间里他只留下一片空白。

与朱汝珍不同的是，刘春霖似乎尝试过追赶时代的脚步。民国期间，他又出仕了，担任过总统府秘书厅厅长、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等一系列职务。看上去似乎也可有些作为，可惜刘春霖终究没有再做出什么与“状元”媲美的成就，反而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迷失了方向。

曾与刘春霖有来往的同乡、后辈王清平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17年张勋筹划复辟时，“康有为出面联系串通在京的清朝遗老，拥护复辟。刘春霖由于老前辈康有为盛情相邀，而自己又在清朝遗老之列，所以复辟登殿之日，他穿戴上清朝的四品官服，也和众遗老共同到太和殿朝拜了溥仪宣统皇帝。”据王清平回忆，刘春霖后来常为此事深感痛悔，说“这是自己一生的过错。”

翩翩记者

1915年9月3日，北京，前门火车站。

黄远生在这里登上火车，仓皇南下，他是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逼。当时，袁世凯意欲复辟，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到处网罗枪手，鼓吹帝制。袁世凯想聘请黄远生担任其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的总撰述，黄远生起初不敢公然拒绝，只能虚与委蛇，最终忍无可忍，决定离开北京。

袁世凯极力收买黄远生，不但因为黄是彼时报界名记者，还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前清进士。1904年，他的名字还是黄为基，字远庸，年仅20岁的他进京赶考，与刘春霖、沈钧儒等人荣登同榜，成为那一年最年轻的进士之一。少年得志，他却在高中进士这一年，选择东渡日本留学。不同于后来很多进士东游时选择法政大学速成科，黄远生独树一帜，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一学就是五年。那时很多留日学生日语水平不高，黄远生又是例外，同时学日语和英语，以至于老师和同学都推举他当课堂翻译。

1909年，黄远生学成回国，还是进入了官场。但没多久，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出现了，他就是黄远生的江西同乡、代表清政府赴欧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的李盛铎。李盛铎告诉他：“吾见欧士之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为名记者！”黄远生接受了这个意见，1910年，他开始用笔名“远生”在上海《申报》上发表文章，一出手便是关乎国家大事的《余之日俄协约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黄远生正式辞去官职，立志“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从此，新闻界有了一个如鱼得水的“时政记者”。

民国初年，一般报社记者没有机会接近北京的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而黄远生作为末代进士、留日学生和前“京官”，精通日语、英语，又在政界、学界拥有广泛的人脉，很快便在新闻界名声斐然。他的政论，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他的通讯，则是民初政治风云真实而详尽的记录，从“二十一条”到“善后大借款”，从议会党争到外交内幕，无一不在他的笔下跃然纸上。上海《申报》和《时报》原本势均力敌，但《申报》开设了“远生通讯”专栏后，社会影响力迅速超过《时报》，时人称赞黄远生，“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如此舆论“大V”，也难怪袁世凯忌惮。其实，黄远生一度也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但他决不愿意附和袁称帝的阴谋。再三拖延，违心写出一篇似是而非、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仍不能令袁满意，无奈，他匆匆离开北京，抵达上海。随后便在上海各大报登出《黄远庸启事》，以示决绝：“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

为了“一意做人”，寻求新的生活目标，黄远生从上海去了美国。谁也没想到，1915年12月25日，年仅32岁的他竟在旧金山唐人街被刺身亡。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震，凶手是谁，一时众说纷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真相才大白，竟是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误将黄当作袁党刺死的，刺杀的指使者是当时担任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的林森。

一个因反袁而远走异国的斗士，最终竟被视为“袁党”而遇刺，如此真相，唯有令人唏嘘。1984年，疑案破解前，黄远生之子黄席群追忆父亲时这样写道：“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罪魁祸首，非袁而谁？”

的确，曾被袁世凯“拖下水”的不是只有黄远生，袁世凯的野心暴露前，刘春霖、汤化龙都曾支持过他，谭延闿更是直到“二次革命”时期，对袁的态度还在左右摇摆，就连沈钧儒也曾参与《天坛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幻想以此抑制袁世凯的野心。

然而，袁世凯独裁的野心，并非末代进士们可以阻止的，民国政坛的乱局更非一群书生所能改变的。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军阀混战，轮流坐庄，政治漩涡中的末代进士们稍稍踏错一步，就可能留下一生的污点。

汤化龙没有来得及做出太多选择。他对袁世凯、段祺瑞都曾抱以希望，后来又因袁氏和皖系的倒行逆施与之分裂。1918年，对国家政治失意的汤化龙决定出国考察，临行前，有友人以黄远生之事劝他“万勿游华街”，他不以为意，结果一语成谶。1918年9月1日，辛亥革命“元老”汤化龙在加拿大温哥华被国民党人王昌枪击而死。事后，国民党人给这位昔日的盟友安了一个头衔“袁之走狗，段之帮凶”，而行刺后即自杀的王昌则被称为“烈士”。

谭延闿选择做了一个“聪明的官僚”，三次督湘，最后官至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直到1930年突发脑溢血逝世。他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是三个名号：“政坛不倒翁”“近代颜书大家”和“组庵湘菜创始人”。

商衍鎏、刘春霖厌倦了官场倾轧，失望于政界腐败，先后辞职，隐居在家，卖字为生。空闲之余，或教导后辈治学为本，或救助灾民做善事。

沈钧儒也离开了官场，但他没有闲着，而是一边兴办教育，一边在53岁时开始了全新的执业律师生涯，从此以敢于主持正义不畏强豪而称誉于上海律师界。

此时的末代进士们恐怕不曾预料到，他们一生中最大的考验尚未来临。

救国无罪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刘春霖家里。

昔日同窗王揖唐来了，刘春霖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因为这位同窗的身份是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王揖唐也是1904年考中的进士，也去了日本留学，平日和刘春霖算是有些交情，正因如此，王揖唐自以为老同学肯定会接受他带来的“大礼”：请刘出任北平市市长。不料，刘春霖不仅当即拒绝，还怒斥王揖唐：“筋骨软的东西！”被刘春霖拒绝的日伪政权不甘心，王揖唐离开第二天，日伪军就找上门，将刘家洗劫一空。

这已经不是刘春霖第一次拒绝日伪政权的收买。几年前，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各省，扶植溥仪登基，成立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当时就请过刘春霖前去任职，但刘春霖的回答是：“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

君臣之说，可见刘春霖尚未完全挣脱旧时代的束缚，然而，当面对大是大非，面临民族危机，他还是守住了底线。这也是很多末代进士们的底线和气节。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商衍鎏在《感慨》诗中写道，“惊看砧肉供刀俎，忍撤藩篱逼冀燕。莫恃匡时新有策，长蛇封豕欲难填”，痛斥日本侵略者的贪婪本性和反动派的卖国政策。

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曾邀请朱汝珍去助一臂之力，但这位在辛亥革命后仍跟随溥仪13年的末代榜眼，选择了婉言谢绝。1941年，朱汝珍还曾筹款，援助抗战。

沈钧儒更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1931年，沈钧儒与章太炎、马相伯等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沈钧儒多次亲临前线视察慰问。12月，宋庆龄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沈钧儒很快加入。

1935年12月12日，“一二·九”运动后第三天，沈钧儒与上海文化界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马相伯、邹韬奋等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共有280余人签名，参与宣言的胡子婴后来回忆，当时签名运动广泛开展，她一开始不知道签了名交给谁，后来“听说这次签名运动是一位沈钧儒律师发起的，我从电话簿里查到了他的电话，约他在上海重庆南路一家名叫胜利饭店的餐馆里见面。我不知道他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宣言没有发表之前的一切活动是秘密的。当时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我约衡老（沈钧儒，字衡山）是冒昧的，衡老赴约是冒险的……出乎意外的他竟然来了，更出乎意外的他是一位长髯老者。这样高龄，又是一位社会闻人，还在冒着危险干革命，使我感动，给我很大的鼓舞……”

为发动上海各界民众奋起救国，发表宣言后不久，沈钧儒等组织成立了公开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又与宋庆龄等领导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不辞劳苦，和他一起在救国会共事的陶行知忍不住赞道：“沈钧儒先生六十三岁，在上海领导民众运动，比少年还要英勇，参加游行，走四五十里不觉疲劳。”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共同署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文章最后语重心长地引用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可惜，沈钧儒的苦心并没有被蒋介石看到，国民党上海市当局还是对他下手了。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便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11月26日，当局正式公布了逮捕“七君子”的原因，“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等。被捕的罪名竟然是“救国”，一时之间，案件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宋庆龄等人甚至自请入狱，以示抗议。当时的《国民》周刊，则直接以《“爱国无罪”案听审记》为标题，报道法庭对沈钧儒等的庭审情况，并在评论《救国无罪》中引用被告们的谈话：“我们所争的是救国无罪，而不是为了我们的自由。”

1937年7月31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内局势的变化，“七君子”终于被释放，结束了8个月的羁押生活。出狱后的沈钧儒，继续投身抗战事业。这位几乎一生都在跌宕起伏中走过的老人，最终凭他的爱国之心经受住了历史一次次的考验。

命途各异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

74岁高龄的沈钧儒银髯飘逸，站在毛泽东的身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个小时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沈钧儒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从晚清末代进士到新中国最高法第一任院长，沈钧儒历经风云变幻，政局动荡，却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寻找救国之路，他不断更新知识结构，追求新的观念，接受新的考验，如今，他终于迎来了期盼多年的大国新生。诚如时任新中国副主席的董必武所说，“沈钧儒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钧儒先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荣榜样。”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1904年，甲辰进士登科时，平均年龄约为30岁，历史的年轮行至1949年，40多年的风雨沧桑已经过去，不少末代进士们此时已然凋零逝去。

1942年，刘春霖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享年72岁。

1943年，朱汝珍因中风去世，享年73岁。

1948年，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被处以死刑。

……

新中国成立时，仍然健在的末代进士几乎都已年过七旬。他们亲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不少人进入了中央及地方文史馆系统，凭借独特的人生经历发挥余热，或编纂文史资料，或参与古籍整理。其中以末代探花商衍鎏最为突出，1960年，商衍鎏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晚年的他根据回忆和研究写出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等书，前者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迄今还是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详尽的著作之一。

恰逢乱世，时代变局中，末代进士们的人生在一个个十字路口分道而行，最终，命途各异，有人青史留名，有人遗臭人间，有人另辟蹊径，有人随遇而安，还有更多的人在短暂的“光宗耀祖”后从此沉寂无闻。

参考书目：李林 著《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周天度、孙彩霞 著《沈钧儒传》；许顺富著《谭延闿：政坛不倒翁》；商衍鎏 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