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中的智慧

思想中的智慧

思想中蕴含着智慧,是不言而喻、毋庸置疑的。从思想这方面看,其深刻把握对象、引领实践发展、彰显公道精神的基本功能,已然将思想的智慧特征显现出来。思想中若没有了智慧,不能寻觅到智慧的踪迹和影子,也就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思想;而没有或缺少智慧的思想,还能为人所需要吗?还能给人以启迪和指导吗?很难设定没有智慧涵纳其中的思想是必要的,是有存在价值的。从智慧这方面看,智慧的寓所何在?智慧以何种方式呈现?这关联到人,关联到思想。尽管不排斥动物、植物具有“智慧”特征,甚至大自然亦被视为具有鬼斧神工般的“智慧”,但这种被泛化、广义化了的智慧,已超出人的智慧之内涵。真正拥有智慧的是人,人的智慧存在于人的大脑、人的思维及思维成果中,呈显在人的能力、人的行为实践中。

智慧的主体是人。通常理解,智慧是一种超出常人的悟性和超出常态的能力。以悟性看,智慧表现为较强的辨析力、判断力和洞察力。聪明、谋略与智慧虽有联系,却不可相提并论。头脑聪明固然有通达智慧之可能,但聪明并非等同智慧,不能把智慧简单地归结为聪明;人的谋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含有智慧的因素,但谋略尚不能与智慧划一,其中既有片面(谋略多是针对事项)与完整之别,更有是否合乎德性要求之分野。以能力看,智慧呈现为较强的协调统筹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在运行把控、联动平衡、策略实施等方面达至圆满境况,使主体自身具有的智力、知识、方法、技能得以有机融合,通过向物态化过渡而真切呈现。智慧联通智力、知识、方法、技能,却并不等同于其中某一方面,而是智力、知识、方法、技能的系统化融会与全面性提升。

如此可见,智慧即人的思维与能力所达到的一种优化境界和优质状态,是人的灵性、人的机能、人的创造综合作用的结果。亚里士多德看重智慧,视智慧为关于高等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有智慧的人是“完善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沉思才能使人获得智慧,从而获得最高的幸福。秦汉黄石公所言,只有“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方能以待其时,得机而动。这透现的是一种安邦治国的智慧。清代陈澹然曾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唯有“谋万世”“谋全局”,方能成就伟业。这期冀的是安邦治国者应有的智慧。

思想与智慧的关联在于:思想是智慧的寓所,是智慧孕育、生长、展示的家园;智慧则是思想的要素,是思想得以建构、矗立、发挥作用的支撑。思想需要智慧,思想依赖智慧,思想中应该也必然有智慧。思想中的智慧,与思想中的知识、方法、价值有机统一,与思想的知识特征、方法特征、价值特征紧密相连。

首先,思想是知识,是知识的体系;智慧以知识为依托,知识为智慧打实基础。

作为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成果,思想以客观反映对象为己任。所谓客观反映,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状况予以把握,以求准确实在地阐发认识对象、阐明认识对象的种种联系。因为“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重要条件”。以知识的面貌呈现,思想所追求的,是认识成果的科学性与真理性。科学性与真理性,既是思想的前置标准,又是思想的建构目标,还是思想能够立得起来并发挥作用的基石。思想的知识特征或知识属性,昭示的是思想的科学追求,是思想的真理旨归。唯其科学性与真理性,思想才与智慧联通。

智慧以知识为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知识让我们了解事项、通晓原由,助我们问天究地、预见未知。不能设想,一个没有知识或知识欠缺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智者。古今中外的智者,无一例外都是饱学之士;凡是被作为智慧例证和事项的,都以丰富的学识、深刻的见地、精到的思考和宽阔的视野为支撑。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强调“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对知识及其作用予以高度推崇。有了丰厚的知识,人的心灵才不会空虚;获得关于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我们的思维才能插上翅膀。尽管不能说知识就是智慧,不能把有知识等同于有智慧,但只要有了知识的积淀,也就打牢了智慧的底座,由此踏上走向智慧的坦途,在转识成智的道路上续航前行。

其次,思想是方法,是方法的体系;智慧以方法为标识,方法为智慧拓展舞台。

把思想视为知识固然重要,但显然是不够的。仅以反映论的观点看待思想,易于将思想混同于一般性认识。真正体现思想之鲜明特质的,是立足于反映论之上的能动性,是奠基于理性论之上的创造性。思想的这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在思想体系中呈现为方法论,聚焦到有关方法的理论思考上。思想的阐发与思想体系的建构,既依赖于方法,又催生新的方法,进而创设出有关方法的理论。故而,思想即方法。思想的方法与方法论,以说明对象“是什么”的知识为前提,着力回答“怎么办”,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是什么”的知识与“怎么办”的方法,构成了思想反映论与思想能动性的两个层面;由“是什么”的知识向“怎么办”的方法的过渡,既是思想在逻辑通道中的提升,又是知识向智慧的接近与转化。

智慧需要方法并依赖方法,智慧在思想的方法论体系中得以充分彰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方法就是智慧,方法最直接、最鲜明地呈现出思想的智慧。从提升智慧的角度看,方法比知识重要,解决问题比认识问题重要。故而,掌握知识是生存能力,获得智慧乃生命境界。人们不能为读书而读书,实质要通过读书提升才慧、增强心智、达至新生。正如荀子所言,“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知”与“智”不同,知觉与智慧有别。我们探究事物,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追求知识与追求智慧,亦如求学与求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中,既有做加法与做减法的不同,更有方向和路径上的差异。要获取了然自如的悟性与解决问题的本领,须“领会言外之意”,洞悉事情本末正误,体察事态缘由走向;须“致虚极,守静笃”,以静制动,宁静致远。这一切,既是方法,又是智慧。思想中的方法,集聚了智慧的精髓,折射出智慧的光彩;同时以智慧为思想加冕,给思想戴上了智慧的花环。

再次,思想是价值,是价值的体系;智慧以价值为正名,价值为智慧提供引领。

思想是思想者的思想,人是思想的生产者。思想的主体性特征赋予思想以鲜明的人格属性,思想者不可避免地要把所思所愿置于认识成果之中。任何思想都不只是知识,也不仅是方法,同时是一种价值。思想是知识、方法、价值的统一。思想中的价值,呈显思想主体的理想追求,赋予思想以鲜明的价值倾向与价值态度。中华文化理念传承数千年,其探求天道、寻守德性、关注心宁的生存智慧,其“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和谐圆融,始终彰显并赓续着价值的力量。苏格拉底要求人们将紧盯外部世界的目光,转回到人类自身去“认识你自己”,由此确立的价值指向,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是万物的尺度,思想是价值的承载。思想中的价值成为智慧所倚,为智慧提供必要遵循与基本引领。

智慧必然与价值相牵,价值为智慧正名与褒奖。智慧不同于智力、知识,更不贬身为技能、技巧,全在于智慧是完整的、圆满的、和谐的,是正向的、积极的、优质的。智慧受思想中的价值影响,遵循着思想价值给予的规定,内化为智慧的内在品质。正如我们不能把阴谋诡计、损人伎俩视为智慧一样,智慧的价值规定必须是道德的、正义的、阳光的,必须是合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人民利益的。这就是智慧的德性要求。此种德性要求,包括智慧所依据的知识必须是正确的、理性的,智慧所寓居的方法必须是辩证的、科学的,智慧主体必须是正派自律的、身心健全的。那种虽有知识、有能力但有恶性、有邪气的人,不管有怎样的谋略、怎样的手段,都不能视为智者;只有知识、能力和德性处于同一价值天平上,且达到的境界与实效合乎德性要求的智慧,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智慧。

作为知识、方法、价值的统一,思想孕育智慧,思想奉献智慧;智慧依托知识,融会方法,循从价值,在思想中得到最恰当、最合适的安放。栖身于思想中的智慧,借思想拓开一片天地,闪烁自身独有的光彩。回眸历史,愈感智慧的可贵与尊严。古希腊人视哲学为“爱智慧”,把哲学看作是追求智慧的学问;柏拉图将哲学家称为爱智者,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就是智慧之学,至今仍让我们深受启发。

责任编辑:刘宇同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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