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如治国：古人的治水智慧

【摘要】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中国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和经济重心所在。持续频发、损失惨重的水患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和民生乃至社会稳定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也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伤痛。“善治国者必重治水”蕴含了中国古人的深刻智慧。今天的治水，已非局限于一地一国，正确认识水情及未来趋势，客观分析水情与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视角，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科学规划，综合治理，仍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中国古代 治水 抗击自然灾害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善治国者必重治水”。面对今年夏天我国南方地区肆虐的暴雨和滔天的洪水，熟知中国历史的人应该对这句至理名言所蕴含的历史智慧和深远意义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水情与国情

“善治国者必重治水”，是根据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而得出的结论。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总体来看，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大多为自西向东流向，黄河和长江两条主要河流几乎贯通东西，流域长而广阔，支流多而曲折，下游形成冲击平原。东部是核心农业区，属于大陆季风气候，降水集中在夏季，暴雨频至，水流宣泄不畅，水患以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为甚，河流改道以及为防洪而修筑的人工堤防溢决时有发生，造成大面积的水患。

古代中国的陆地疆域可以按地形地势分为六大区组成，其中东部地区是人口最稠密、城市最集中的区域。至少在一万年以前，中国东部地区就出现了原始农业。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中国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和经济重心所在。持续频发、损失重大的水患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和民生乃至社会稳定都产生极大影响，甚至有人用“河殇”来喻指黄河在孕育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伤痛。

古代中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核心地区即是最主要的农业区。中国古代农业具有所谓“靠天吃饭”的特性，风调雨顺是历代百姓祈福的重要内容，正是希望没有大的水旱灾害，以保证粮食丰产丰收，解决基本的国计民生之所需。“龙王信仰”亦是中国古代民众最普遍的信仰之一，龙王庙成为民间最普遍的建筑之一，无非是祈祷传说中的龙王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佛教寺庙山门矗立的四大天王（金刚，护法天王），经过岁月的洗礼，被民众演绎为“风调雨顺”的象征。美好的愿望延续千年不衰，说明水情关乎国情，也关乎民情乃至民心。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属性以及东部大陆季风气候的特点，水旱相肆虐，因此历代的治水，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防治水害，兴修水利，善用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治水与用水有机结合，方为善治水者。“善治国者必重治水”成为历代流传下来的经典名言，也是对中国国情水情的概括与总结。

我国历史上的治水名人与名人治水

“善治国者必重治水”，从历史上名人治水和治水名人的光辉业绩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

据不完全统计，从隋朝到1949年的一千三百多年间，黄河曾发生决溢1593次，发生较大改道共26次，出现了黄河著名的“六大迁徙”，民间所谓的“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即指黄河水情无常。几千年来，为治理水患，中国人民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涌现出众多治水名人，也有众多名人的治水事迹因利国利民而为世人传颂。

中国历史上大禹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治水名人。上古时代，洪水滔天，河水泛滥，对以农业为主的古代先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采用围、堵、障的方式，“水来土挡”，却未能阻止水患。尧于是委任大禹继续领导和组织治水。禹总结和吸取了父亲的经验与教训，亲自赴各地考察，制订了顺乎水性，改堵为疏，引流入海的治水方案，终于解决了水患难题。大禹是中国古代赋予神话色彩的治水英雄，他坚持在治水一线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历史佳话。后人还引申总结了“公而忘私、民为邦本、科学创新”等大禹治水精神。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孙叔敖，为治理淮河以南的水患，修建“芍陂”，史载“灌田万顷”。当地民众在芍陂北堤建有孙公祠，以纪念他的伟大功绩。

战国时期魏国人的西门豹，魏文侯任其为邺令，他大刀阔斧，惩治地方恶势力，破除河伯娶妇的神话，带领民众治理漳河，开十二渠溉田，使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邺城遂成为民富兵强的重镇，为魏国的崛起和称霸中原做出了贡献。漳水十二渠也被当地民众称作“西门渠”。

战国时期，成都平原常年遭受水旱灾害，“人或成鱼鳖”（李白《蜀道难》）。巴蜀地区（今四川）作为秦国重要的战略基地，必须经营好。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他在常年为害的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岷江流域，大举兴修水利，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他和儿子二郎在前人开凿的基础上共同组织主持修建的。整个工程历时八年，二千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李冰父子受到历代民众的瞻仰与膜拜。

东汉时期会稽太守马臻，为使会稽山北部平原免遭洪水之苦，主持修建的鉴湖水利工程，东至曹娥江，西至钱清江，全长127里，周回358里，百姓得灌溉之利，惠及近万顷农田。被称为中国水利史上最早最大之水利工程之一。宋人王十朋有诗云“杭之有西湖，犹人之有眉目；越之有鉴湖，犹人之有肠胃”。马臻去世后，民众将其骸骨运回鉴湖，建墓立祀以纪念之。

元朝的郭守敬是著名的水利专家，他为水利事业走遍半个中国，主持和完成大小百余处河渠泊堰的治理，尤其对元大都水利的建设贡献尤为重要。主持开发当时为大都水源的白浮堰，开通惠河，使京杭大运河得以修复和通航。据史载，北京积水潭曾经是漕运的总码头，帆樯如林。今天，积水潭西北的汇通祠（明），建有郭守敬博物馆，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治水科学家。

明朝的潘季驯，被誉为世界水利界的泰斗。他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在长达27年的治水实践中，发明了“束水冲沙法”，以河治河。他的治河思想与实践堪称经典，也为后世“治黄”工程所借鉴。

历史上的名人治水也多为人乐道。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822-825），为西湖清淤，疏浚老井，增设闸门，加高堤防，不仅扩充了水源，也保证了周围十万亩良田的灌溉。离任时，“杭老遮车辙”依依惜别。

宋代大文豪苏轼，北宋元祐五年(1090)任杭州知州，距白居易为西湖清淤已经过去了二百六十多年了，西湖沉积的淤泥仍然困扰着杭州民众，严重影响着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苏轼继续率领民众疏浚西湖，并利用挖出的淤泥筑成一条贯穿西湖的长堤，有六桥相连，后人称之为“苏（公）堤”。“苏堤春晓”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苏轼的治水既有理论也有实践，撰有《熙宁防河录》《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钱塘六井记》等水利专著，主持和参与了多项水利工程。“东坡处处筑苏堤”，他一生筑过的长堤就有三条，除杭州西湖外，还筑有颍州（今安徽阜阳）西湖苏堤和惠州（今广东惠阳）西湖苏堤。苏轼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和盛名，似乎掩盖了他在治水领域的功绩，但“处处苏堤”正是百姓心中的丰碑。

北宋初年著名改革家范仲淹，在泰州（今江苏）修建的捍海堰，绵延数百里，抵御了海潮，保护了农田。当地民众将其命名为“范公堤”，并建造范公祠以祀之。

因虎门销烟而闻名于世的林则徐，也是治水能臣。他曾出任清道光朝东河河道总督，领导和组织了多项水利工程，兴修浙江、上海的海塘、太湖流域各主要河流等水利工程，治理运河、黄河、长江等。

历史上的名人治水和治水名人不胜枚举，更值得纪念和敬仰的是那些几千年来为水利事业付出艰辛汗水甚至献出生命的默默无闻的广大劳动者。

治水与治国同样具有系统性、持久性、制度性

“善治国者必重治水”，是指水患是关乎中国历代治国安邦、国计民生的关键因素，也点明了治水与治国同样具有系统性和持久性，也同样具有艰巨性和挑战性。“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清·慕天颜），深刻阐明了治水、农业生产与国家经济进而与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将治水与治国联系起来，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例证。“尽道隋亡为此河”（皮日休《汴河怀古》），这个河，指的是隋炀帝征发数百万民工修凿的运河，目的是沟通南北运输线，连接自西向东流的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因工程浩大、持久、涉及面广，征发无度，因此有人把盛极一时的隋朝的灭亡与运河的开凿作为直接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说的是元朝享祚不到百年，黄河泛滥的频率却甚于其他王朝，屡次决口，官府遂强征民夫堵塞决口，修治堤坝。元顺帝时，山东曹县境内黄河白茅口决堤，河水溢出宣泄南下，南下侵夺淮河河道，使整个淮河流域成为整个黄河泛滥最重的灾区，起义的组织者则借这句人为制造的典故，利用治河民工聚集的机会，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最终导致了元朝的灭亡。

因此，也有人说“治国必先治水”。治国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设和保证，治水也同样如是。中国古代治水不仅仅是治理水患，还包括兴修水利，变水患为水利，利用天然水道，修凿人工水道，保持生态环境……因此，治水与治国都属于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规划和综合治理。中国古代与治水有关的制度建设，逐渐建立和完善。兴水利，除水害，防灾、抗灾、赈灾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当然也包括其他自然灾害的防治。

唐朝以前，经济重心在北方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深受黄河水患之害。唐朝历经的7—9世纪，是黄河的安流期，这一时期黄河相对安稳，没有大的溢决和大规模的改道发生，唐朝盛世的出现也与水害的减轻有关。但水患并未根除，兴利除害仍然是国之重事。

唐朝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尚书省，下辖六部，其中工部四司中设水部司，专门负责河渠、漕运、灌溉、水运等与水利相关的政令。水部下发到地方的专门管理水务的政令——《水部式》残卷（P.2507，原卷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是迄今中国最早的水利法典，对水资源的管理和使用都有具体规定。在敦煌还发现了根据《水部式》基本原则制订的《沙州敦煌县地方用水溉田施行细则》（或《敦煌县行用水细则》（P.3560，原卷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以及多件与当地管水、用水有关的官文书，说明唐朝自上而下，有一套严密的管水、用水法令法规，有一套完整的地方水利管理系统，不仅层级明确，甚至落实到每户的职责及每段水渠的责任人。官方设都水令，基层设有平头、渠头、斗门长，而民间组织有“渠人社”。官方与民间结合，自上而下，团结互助，共同应对。同时，唐朝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套监察系统监督各地水利的兴修、管理及其使用。此后各个朝代，治水用水体制不断加强和完善。

中国国土面积广阔，治水需要有全局理念和全国一盘棋观念，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不仅是治理洪涝，也同时治理旱灾，因两者会交替或同时发生；南北水情不同而又相通。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非常大，在治水的同时，政府形成一套完备的防灾、抗灾、救灾、赈济、蠲免、储备（义仓）、赦囚等制度与体系，也形成了“耕三余一”的储备及备荒理念。因此，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防治结合，疏导一体，科学规划，制度保证，官民协力，综合治理，正是中国历代给后人留下的宝贵治水经验。

今天的治水，已非局限于一地一国，正确认识水情及未来趋势，客观分析水情与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视角，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科学规划，综合治理，仍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