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新”思想全面引领乡村振兴

以“三新”思想全面引领乡村振兴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这是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

一、贯彻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

在2000年以后世界气候暖化速度明显加快的挑战下,中国首先做出发展理念和战略的调整。早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不再以追求GDP为发展目标,2006年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经济”目标,2007年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12年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在这个时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本上正式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在福建和浙江相继提出。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时增加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论述。在理论上,意味着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下的新经济所内在的生产力要素得到了极大拓展,意味着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其次是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时已经强调过,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强化乡村振兴战略时再度强调的县乡村三级的规划整合,也可以叫新型县域生态经济,主要的发展方向就是把以往粗放数量型增长改为县域生态经济的质量效益型增长。

新发展阶段有两个新经济类型作为国家战略引领:一个是数字经济,一个是生态经济。这与过去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两个阶段的经济领域有相当大的差别。

中国100多年来追求的主要是产业资本扩张,理论上叫产业经济。进入21世纪前后我们进入金融资本扩张,特别是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进入的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但是,在这个阶段遭遇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和2014年金砖国家需求下滑造成国内两次生产过剩,矛盾爆发得比较尖锐,所以一方面加入国际金融竞争客观上构成与美元资本集团的对抗性冲突;另一方面在国内某种程度上出现金融过剩和社会矛盾的恶化。

由此,中央不断做出调整:2012年确立生态文明战略转型之后,2015年出台“工业供给侧改革”,2017年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2019年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并且要求金融不能脱实向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例如,国家农业银行必须强调服务“三农”是唯一宗旨;再如,2020年要求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总之,中央要求金融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且以政治手段勒住金融资本异化实体的趋势,遏制国内金融部门走西方国家虚拟扩张的不归路。

与此同时,中央抓紧做新经济转型,一方面是客观上已经初步形成的数字经济,另外一方面则是正在开始形成的生态经济。如果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这两个转型能够成功,中国就能够回避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从产业资本异化社会到金融资本异化实体这样的一般演化规律所带来的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新阶段需要新格局。乡村振兴是中国改变以往发展模式向新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因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为什么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因为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资本高度同构,标准化、可集成和大规模传输,不是传统发展中国家能够应对的,产业资本对不同文化有强势摧毁性,派生的文化教育体现产业资本要求,是机械化的单一大规模量产的产业方式。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欧洲福利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东亚社会资本主义虽表述不同,但都强调大生产,内涵仍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时期工业化阶段派生的意识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是,虽然产业资本总量和金融资本总量世界第一,但在发展方向上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战略直接结合,金融资本严禁61乡村振兴异化,要求服务实体,服务于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等生态经济,不是单一的提高农业产出和产量。因此,乡村振兴不能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要求制定中国农业现代化标准,而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机制和制度特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

三、将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理解新时代的变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该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新理念出发,因地制宜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源价值化、生态产品价值化的实现形式,将其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最终,是要通过货币化与资本市场实现“生态资本深化”,改出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新路径,这也是如何能够实现质量效益型的新经济的需要。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我们这些年的投资已经形成了1300万亿的设施性资产。这个实体经济底盘足够大,但很多资产是沉淀的,县以下乡村大量沉淀资产如何被生态经济新的定价方式来激活?进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本深化”,这取决于如何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把现代资本市场的交易方式引入到农村资源性资产定价过程中来,结合中央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所实施的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来激活近15年国家大量投资在农村形成的沉淀资产。

新时代的生态化战略转型,主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基础。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但乡村振兴规划要延续到2050年。其中的“产业兴旺”将不是产业资本阶段一般意义的一产农业的产业化,很大程度上是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这两大供给侧改革相配合推进的新经济———生态经济,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乡村振兴上对应着的主要经济基础是生态经济。

生态经济新生产力要素的结构性扩张,带来县域空间生态资源开发的必要条件。不可拆分的空间生态资源要素最大的特征是在地化,内嵌于具有区域特色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地理位置、空间特点、人文风貌、历史文化等构成了在地化的基本要素,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内涵结构性特征的复杂社会制度视为在地化的内涵。在地化包含着依托生态空间形成的多样性、可能性和包容性,既是一种在地物质空间的载体,也是基于成员生存权利的多元主体动态互动过程。因而,生态资源自然边界和社会空间边界高度重合且具有“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的最优在地化空间是“县域”,也使县域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大循环经济拉动和生态经济增长的供给方面具备极大潜力。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那么生态经济新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开发就需要回嵌到县域在地化的自然及社会之中,通过县域经济体系来加速生态资源的资本化进程,其关键是实现县域经济综合一体化发展,以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和“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契机,培育县域生态资源资产经营平台,做好乡村集体经济的公司化改制和符合在地化内涵的机制性建设,使县域的地方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到农业供给侧改革之中,同步实现金融供给侧改革,活化在地生态资源资产,实现整体性开发和生态收益共享,从而构建起生态经济内循环的新经济基础。

而空间生态资源要素具有典型的非标性、整体性和公共性。因生态资源的这些内在特征带来了定价难题,工业化的产品一般都是被市场定价,但空间生态资源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内在地具有公共性,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林,林的命脉在土。因此生态化转型必然推进生态文明深改,需要县乡村统筹的综合规划和整体开发,不能用一般的市场交易去定价。

第一,生态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需要整体开发才能体现其内在的空间正义。如果把空间正义这个质的规定性取消,只用一般市场交易来对生态经济做定价,很大可能会造成贫富差距恶化,拉大空间生态资源开发中的基尼系数,影响艰苦奋斗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第二,因为生态资源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一定造成非标性。所谓分散小农信贷不可得难题的最大约束条件,就在于乡土社会的资产是非标的,不可做银行信贷的抵押品。在新的生态经济领域,这种非标性导致的制度安排只能通过内部定价解决。

第三,空间生态资源的公共性要求从事开发的微观主体不是一般的个体私营企业,而应该是以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为经济主体的“社会企业”。

因此,在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上需要有结构性的市场设计,可以采用“双层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国家投资是公共投入(Public),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成员集合对内收益分配17重庆行政2021年第2期是量化到户,相对具有私有性质(Private),由政府财政投入和量化到户的集体投入合作运营资产,构成生态资源开发的PPP结构。

首先是要“投改股”,近年来大量投向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形成了很大的资产总量,其所带动的资源性资产价值化总量成倍增加,在“三变”改革中,用第一级政府投到村集体的项目资金变成第一道P(Public),虽然村一级集体经济不是完全的公共,而是准公共,但村集体得到的是资产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再进一步将“村民变股东”,把政府投到村一级的资产做股量化到村民变成第二道P(Private),得到股权的农户再将拥有使用权的资源性资产,按照一比一的对价,变成村集体的资产,村民得到的是价值化资产,而且是倍加的股权。这就意味着设施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在村级“三变”改革中实现了两道PPP。

然后在村域一级市场以外的二级市场吸引外部投资主体进来,使外部资金进入到村级集体资产中,显化村集体拥有的资源性资产价格。如此,整个县域生态经济就会以乡村集体经济的社会企业性质做出全县经济资产底数,有利于对多年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资产的激活。进一步以村为股权单位做股到县级平台公司,县乡村三级接受全域生态经济的统筹规划,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发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推进县域生态经济全面发展。

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推进带动这种县域生态经济首先是强化经济上的“金字塔形”稳态结构。如前所述,生态资本深化的条件是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实体资产1300万亿,相对来说,300多万亿的金融资产总量并不大,只是实体资产的零头。[1]此外还有约计300万亿的债务,大多对应为资产的建设性负债。三类资产加到一起大体上有2000万亿的规模。如何把这个资产规模用新时代新的经济创新激活,需要把空间资源变成空间绿海,形成新时代生态经济的新领域。

其次要看需求侧的中产阶层绿色消费。从需求侧来讲,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对应三大类消费群体。其中,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消费还是生存性的,高收入者主要是海外消费。而中产阶层人口超过4亿,成为消费引领者。世界上中产阶层消费倾向是绿色主义。现在提出需求侧,其实就是中产阶层的消费不再是过去那种实物形态———从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升级到彩电冰箱洗衣机,再升级到房子和汽车,那是产业资本阶段的实体产品的消费。进入到生态经济阶段的中产阶层消费,往往不同于原来产业资本阶段的消费,而是绿色消费倾向,比如家用太阳能、都市有机农业、郊区休闲农场等,很多城市中产阶层希望自主形成对传统能源和化学食品的消费替代。此外,生命消费、休闲康养医养等消费都可以通过城乡融合的有效途径得以实现,生命产业与有机农业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客户要求消费的产品服务与生态化新经济吻合。

据此,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经济不是过去产业资本时代以资本收益为主的发展方式了。生态化的新经济所对应的消费群体客观上是中产阶层。对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绿色消费来说,农业还没有针对这个需求侧做出产业供给侧的改革。

同期,数字经济也已经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如果把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结合,将数字乡村落实到乡村绿色发展之中,很可能会改变已经形成的金融资本利益群体走向西方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发展模式。金融异化不是简单的市场制度问题,很大程度上得把金融资本和一个发展阶段以及这个阶段对于某些特定群体激励形成的群体行为作用相结合。

借助中国特色新举国体制调整生产方式,把资本市场的概念和运作机制引入到生态经济的思路中,体现以乡村振兴为基础的生态文明新战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1]金融机构总资产超300万亿[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shuju/2019-06/11/content_5399043.htm,2020-12-20.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乡村振兴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责任编辑:刘佳星校对:王梓辰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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