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侯且岸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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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值此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奠基性贡献的伟大革命先驱——李大钊。对此，我们将从历史层面出发，坚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认识论原则，深入探讨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的建党理论形成与实践过程，进一步学习、继承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一、李大钊的新政党观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的政党观最为独特。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并且结合现实政治斗争实际，主要从政治理性上、国家利益上考虑政党建设问题。他的政党观与孙中山的政党观有其吻合之处，因而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李大钊对近代政党政治的理性反思，主要集中于辛亥革命后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这段时期。

当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李大钊曾试图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出于对当时共和制下的政党所为的强烈不满，他激烈地抨击了党争。《大哀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此非过言也。”李大钊列举了一系列政客之丑行后断言：“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进一步认为，中国政党政治的腐败，使“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因为“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作出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

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大钊对民国以来的政党和政党政治是彻底失望的，并且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但痛定思痛，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李大钊仍然以乐观而富有理性的精神阐释了自己的政党理想，也就是政党观。概括起来，李大钊的政党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政党必须排除“私心党见”，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民。对民国初年党争、兵争混乱所带来的社会危机，李大钊感到深切的忧患，因而写就《隐忧篇》，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其中尤以对“党私”的分析最富理性，他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且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可见，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作为政治工具，政党要在宪政中合理、合法、有序地活动，要高扬立宪的政治精神，恰到好处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祸国的政党就可以变为国家能够倚赖的政党，从而造福于国家。显然，李大钊把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以立宪精神指导政党活动，这是近代政党观与封建党争的根本区别所在。李大钊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关键性环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政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文化的发展必将推动团体生活、政党政治的进步。在对中国近代政党进行评判的思考中，李大钊痛切地感到，中国近代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形同散沙。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为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相对于欧美各国而言，“中国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几千年专制之压迫，思想之束缚，和消极的、懒惰的、厌世的学说之浸染，闹得死气沉沉，组织的能力都退化了”。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强固精密的组织”，以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第三，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需要培养中心势力，这个中心势力就是先进政党。在李大钊看来，在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当中，中心势力是必不可少的，要有容纳各种力量的“包容力”。“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

李大钊的上述观点虽然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针对不同的问题有感而发的，但这些观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是相互联系的，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理解政党政治的基本认知标准。因此，无论是看待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演变，还是考察当代中国的政党建设，李大钊的上述观点都是很有思想价值的，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政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