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在守正创新中坚定和提升制度自信——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2）

二、守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通过对《决定》内容的初步了解，基于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决定》内容的理解，我们应把握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守正，清晰认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古人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从小的方面讲，不同的制度设计直接决定着不同的结果。

管理学上有一个著名案例，面对怎么在不使用任何量具的情况下把一锅粥均匀分给七个人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分粥制度。

第一种制度设计是交给一个大家都信得过的人来主持分粥，七天全是他一个人来分。开始这个人比较自律，但在失去监督的情况下他慢慢变质，不光自己多吃多占，还会给谄媚他的人多分一些。所以靠人治，靠相信一个人的良知来取得制度结果是不行的。这种制度的失败证明了两点：一是没有受到监督的权力，或者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腐败；二是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邓小平同志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既然靠一个人的良知不完善，那么就每人执掌一天分粥的权力，这就是第二种制度。在人人都有机会和权力时，是不是就比较公平了呢？实际上也存在问题。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权力只有一天，不使用就会作废，所以会在掌权那天给自己多分。如果人人如此，将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均。所以第二种分粥制度也不行。

靠一个人和每人轮流掌握权力都不行，那怎么办？于是有了第三种制度，组建一个分粥委员会，一个监督委员会。分粥委员会决定粥怎么分，监督委员会负责执行。西方的议会制、两党制就是这种制度，理论上似乎行得通，但直接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决策效率极低。粥可以吃的时候双方还在讨价还价，等达成一致时，粥已经全凉了。

有没有一种制度是设计好以后，能在不用任何量具的情况下把粥分均匀的呢？最后人们找到了一种办法，依然是每人执掌一天分粥的权力，但约定了一个前提，分粥的人最后一个拿粥。这样一来大家会想，因为最后一个拿粥，如果分不均匀，最少的那份肯定是自己的。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必须兼顾别人的利益，粥就分得相对公平。当每一份粥都分得公平，就无所谓是不是最后一个拿粥。

分粥理论告诉我们什么？

从小的方面说，对于一个组织、一个企业，先进适用且高效化，公平公正且民主化，奖惩分明且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设计是搞好组织管理的重要基础。

从大的方面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同样如此。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大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的发明。这些发明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等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直到18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相当于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末期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且对外贸易长期出超，当时西方国家中最富强的英国销往中国的商品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中国卖给英国的茶叶一项；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当时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６个。除了经济发展外，古代中国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包括郡县制度、赋税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因为当时中国的繁荣，这些制度和治理体系一直为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和模仿。

但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新兴资产阶级快速崛起，整个世界的风貌发生了极大改变。1830年，中国的工业总产量是英国的3倍，然而，拥有如此庞大的工业总产量的清王朝，在10年之后竟不堪一击。这一事实说明，与闭关自守的落后的封建制度相较，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制度竞争中处于明显优势，它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陷入全面危机，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个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的国度，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试图改变中国的前途命运，经历了各种国家制度的艰辛探索。近300个政治团体，轮番演绎救亡与图存，比如在制度上出现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在国家治理上出现了洋务和新学、共和与立宪、乡村建设与实业救国。结果因为封建主义不愿意走、帝国主义不让走、民族资产阶级想走也走不通的历史现实，这些探讨和梦想最终被列强的蹂躏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抛入历史低谷，都不过是昙花一现、南柯一梦，没能终结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实践检验、人民抉择，唯有信奉“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用370万党员的生命和鲜血重新为一个古老国度开天辟地。

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历史际会，它使得我们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历史和人们的选择。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由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最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组成。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我们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使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制度，形成怎样的治理体系，并不像分粥一样简单，可以随意调整，而是由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能够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原因是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方面的制度。不管是根本制度还是基本制度，都是深植于中国社会土壤，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历经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长期实践建立起来的。它们有三大特征：

第一，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民族特色。

第二，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

看一个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要从政治上、大的方面去评判和把握。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的成效看，这三条我们今天已经达到了。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上用“八个能否”来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一是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二是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三是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四是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五是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六是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七是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八是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这是对“八个能否”的坚定回应。说明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解决重点问题和重大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十三个显著优势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其中有两点格外重要。

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即坚持和完善党的制度领导体系。这是《决定》的根本遵循，要求我们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70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和中国方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每一个历史节点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确定了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开辟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崭新道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大突破。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党在领导国家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重大时间节点上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都是国家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所以坚持和完善党的制度领导体系是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

二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即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其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明确概括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强调“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这一概括回答“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命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和政治担当、科学理念和长远眼光、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不仅是理念和口号，更体现在具体实践。在保障人民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的主体地位上，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在障人民社会监督、权力监督的主体地位上，我们有人大代表视察制度、质询制度、立法听证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还有信访制度、群众投诉举报制度等。在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我们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在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制定了很多与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制度，比如公租房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等，并不断丰富制度内容，推进制度落实。在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方面，我们有精准扶贫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政策。在保障人民“阅卷人”主体地位上，我们制定了领导干部的述职述廉制度、地方政府公众满意度测评制度等。

正是因为有这些制度的设计安排和落地见效，我们才能最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第三，丰富的实践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优越、好不好，历史最有发言权，人民最有话语权。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

回望历史，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00美元，无数家庭最大的烦恼是能否解决温饱问题，整个国家的忧虑是会不会被开除“球籍”。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减贫人口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22倍。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主题之所以能形成丰富的实践成果，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坚持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个伟大飞跃”取得的实践成果对新中国的发展史来说是一个惊叹号，而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来说，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逗号。从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实现伟大飞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一重要结论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提到三个“前进征程上”：

“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三个坚持”既是对历史结论的回顾，也是面向世界的庄严宣告，标志了今天中国国家的成色和发展的底色。

“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这可以理解为对国家主权与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庄重承诺。

“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文明亲仁善邻传统的时代演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担当。

三个“前进征程”包含的五个“坚持”是对坚持和巩固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我们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的凝练概括。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守正”的依据，包括我们制度的渊源是什么，我们要坚持什么、完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