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言 | 李惠玲27年扎根居委会，年近九旬仍发挥余热：“一辈子为党工作，值！”

寄语

我快九十岁了，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还想继续为党尽一份力。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跟着党革命、工作了一辈子，值！

——李惠玲

88岁高龄，眼不花、耳不聋，每天一早都要让女儿搀着在小院里遛一圈，和邻居们打打招呼，看看地面干净不干净……在西城区新街口街道赵登禹路80号院，有一位68年党龄的老党员，她叫李惠玲。

退休前，李惠玲一直在社区居委会工作，并且一干就是27年。其间，曾有数次调动工作的机会，都被她婉拒了。“我是党员，应该在最需要我的岗位。”李惠玲说道。虽然没干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她用最朴素的坚守，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李惠玲很小就开始“干革命”了。“我老家是河北保定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地下党。我6岁就加入了儿童团。”李惠玲说，当时父亲和很多叔叔经常一起在地道里开会、商量大事，为的就是打击日本侵略者。她作为儿童团员负责给父亲和叔叔们放哨。

“那时候我年龄小，不起眼。有情况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玩跳房子，跺两下脚，下面的人就知道了。”也就是那个时候，她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也知道了党是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能过好日子而革命、斗争的。

从此，李惠玲心里埋下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要一直跟党走”的种子。新中国成立后，她成了村里第一个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人。

“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申请书足足写了一个星期。把我入党的志愿和从小为党工作的经历全写进去了。”李惠玲说，她写了一大张纸。由于当时全村一共有四名入党积极分子，她对于自己能否顺利入党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惠玲，你中午到会议室来一趟，有重要的事。”1952年的一天，村党支部负责人之一徐忠通知李惠玲。当她来到不足十平方米的会议室时，发现屋里挤满了人。有县工作组的干部，有村干部，还有另外三名入党积极分子。

“李惠玲同志，组织批准你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今天特意为你举行入党仪式。”88岁的李惠玲至今还记得当时高举右拳，面向党旗宣誓的激动心情。

李惠玲在1953年转为正式党员，伴随着结婚成家，她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北京半壁街。1957年李惠玲听从组织安排在街道居委会工作。

居委会的工作事无巨细。消灭“四害”、打扫卫生、治安巡逻……处处都有李惠玲的身影。尽管工资不高，她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有什么事，一声招呼就随时到岗。

1968年的一天夜里11点，李惠玲和治保主任以及一名群众在街上值班，突然听见有人喊：“截住，截住！”话音未落，对面跑来四个人。李惠玲三人手拉手形成人墙，截住两个人。见另两人还要逃跑，李惠玲吓唬他们说“前面还有岗，你们跑不了。”

闻声而来的群众帮助他们将四人制住，发现他们身上带了刀。奋不顾身的李惠玲被评为“治保积极分子”，参加了北京市先进治保会和治保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1971年，李惠玲被组织安排到西城区中华路（现赵登禹路）居委会工作，担任居委会治保主任。

工作态度和劲头一如既往，家里的情况却让李惠玲犯了难。有了小女儿之后，家里一共有七张嘴。尽管丈夫在工厂上班每月能挣70元工资，负担仍然不轻。就在这时，居委会主任找到李惠玲，一个机会摆在面前。

“根据您的资历和能力，可以去工厂或者就近的幼儿园工作。不过组织关系也要转走，您考虑考虑吧。”李惠玲知道，无论是哪个单位，收入都要比居委会高得多。可那时候居委会党员不多，她又对各项工作非常熟悉……考虑了三天，她找到了居委会主任。“我愿意留在咱们居委会工作，我是党员，应该在最需要我的岗位。”话语不多，却掷地有声。

“您要是去工厂，咱家至少每月能多40元左右的收入。”李惠玲还记得当时儿女们的不解。可她更加坚信，幸福的生活是党给的，她要为党奉献一切。

在1984年退休前，一共有三次调动工作的机会，李惠玲的答案从没变过。退休后，她干过小院的院长、各类街道社区志愿者。2003年非典时期，李惠玲从每月700多元的退休费中拿出300元购买口罩和消毒液，分发给小院的街坊们。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她又催着女儿在院里消杀、搞卫生，配合社区做好防疫工作。

“我现在身体还行，还想继续为党尽一份力。”每次街道、社区干部来探望，李惠玲总会表达这样的心愿。虽已接近九旬高龄，老人仍怀着一颗为党工作一辈子的炽热的心！